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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德民
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1943年11月7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尔，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名誉院长，2001年因其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针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不同的经济体面临的最重要挑战，科技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变革，以及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趋势，我们应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经济体系？搜狐财经、搜狐智库《GLOBAL EYE》栏目推出这篇与斯宾塞的对话。
2001年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
斯宾塞认为，中国作为超级大市场，疫情后的开放对全球其他经济体都是一个好消息。但也是全球经济也有一个坏消息，就是西方还在与通胀战斗，能否将通胀率降至2%，斯宾塞表示了担忧，“对利率敏感的领域，经济似乎在放缓，如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
斯宾塞说：“我们最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发挥数字经济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但在成功之前，将经历一段漫长的缓慢增长时期。”
“中国开放对全球是个好消息，但西方与通胀的战斗尚未结束。”——斯宾塞
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经济？斯宾塞表示，疫情后中国的开放对全球其他经济体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中国市场很大并且在全球贸易体系中非常重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坏消息，例如与通胀的战斗尚未结束，西方现在的宏观经济环境很不寻常。
斯宾塞说，可以预料利率会激进上升；企业停止购买资产，甚至缩减资产负债表，这些会对资产价格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经历了重大的资产价格重置和市场波动。在对利率敏感的领域，经济似乎在放缓，如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但总体来说，经济有很强的弹性并正在创造就业机会；通货膨胀的下降速度也没有中央银行希望得快。”
斯宾塞对于中央银行是否愿意承担将通货膨胀率降至 2%所需付出的代价表示了担忧。“我发现政府甚至市场都没能很好地理解一个主要问题，在与通胀的战斗结束之后，通胀率最后会到多少。”
他分析，这些长期限制的因素可能相当棘手。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属于中等收入类别，且没有太多的剩余劳动力可供应，而中国和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在快速老龄化，抚养比上升，劳动力下降。因此在全球经济中，我们不再拥有无限供应的新生生产力。
除此之外，斯宾塞观察到劳动力市场行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想要一份灵活、相对无压力、安全的工作，不愿意在某些经济领域工作。当所有主要的就业领域都存在劳动力短缺，就对价格和工资造成了上行压力，因为必须付更多的钱让人们放弃舒适的混合办公模式等等。
“在数字技术成功提高生产力之前，我们将进入漫长的缓慢增长时期。”——斯宾塞
全球经济与过去 30 年相比，斯宾塞认为当前供给侧的限制非常大，宏观环境也有所不同。在强大的数字化、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技术的帮助下，生产力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有所提高，但现在生产力还是在下降。
“生产力激增、抵消供给侧负面影响的情形还没有出现。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尝试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但在成功之前，我们将进入一段漫长的缓慢增长时期。我不会将之称为停滞，而是长期的缓慢增长。”他说。
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十年，斯宾塞强调对投资者、对企业、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需要一个与长期以来相比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他表示，在这种稳定的通胀结束后，实际利率不会回到接近零的水平，因为供给侧限制对资产价格造成了影响。“我无法想象在未来十年内，有哪家中央银行会实施大规模的激进量化宽松计划，这么做只会产生通货膨胀。这是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
面对供应限制和低增长，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斯宾塞分析有很多手段，例如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相当大的投资，以实现可持续性，推动生产力增长，使供应链多样化以应对气候、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战争和流行病等造成的冲击。
他认为有投资能力的主要经济体可以重新关注生产力方面，有很多强大的工具和技术来尝试做到这一点；其次要认识到全球经济中是有充足的劳动力，目前这些劳动力主要在低收入国家和与全球经济联系不紧密的国家。
“问题是低收入国家刚刚受到大流行的打击；财政空间急剧下降，存在金融不稳定和债务重组。但我认为国际社会需要做出重大努力，确保我们在放弃多边体系之后不会对这些国家产生消极影响，并能通过外部投资稳定这些经济体。” 斯宾塞说。
如何制定相关政策？他表示第一步可以大幅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给他们扩张空间，不仅要投资，还要通过减轻一些可感知的风险，来吸引私营部门投资这些经济体。
“现在各国有没有进行这种对话，或者我们是否已经解决了斗争中的分歧？我虽然不是非常乐观，但我也不认为当前有多绝望；如果本着合作和包容的精神来做，我相信会成功。” 斯宾塞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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