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在伦敦上演，人们在关注赛事的同时，也追捧着一个个新生的奥运冠军。他们是如何诞生的呢？
□ 本刊记者 马辉│文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在伦敦上演，人们在关注赛事的同时，也追捧着一个个新生的奥运冠军。他们是如何诞生的呢？除了自身的刻苦训练，当然还离不开强大的成本投入，而这种成本投入各国会有所不一样，像中国以体制保障做后盾的已不多见 。
培养一个奥运冠军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在中国，这成本至少要包括难以估量的体制成本、可初略计算的经济成本，以及运动员自身的机会成本、同队运动员的陪练成本。以新晋冠军孙杨为例，他的整个训练团队，两年多海外训练的总费用接近上千万元人民币。雅典奥运会结束以后，明白人都能算清账，中国队的每一块金牌成本高达七八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政府部门出来反驳。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每一年的“功”，除了运动员本身得下苦功，还有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的经费，可想而知，耗费在运动员身上的“国家培养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有了，运动员摘得银牌时，觉得有愧于国家，这与国内唯金牌至上论有关，更是举国体制的一种体现。
国家使用纳税人的钱培养运动员，投资结果仅仅是奥运上颁奖升旗时那点民族国家荣誉感。如果说早年中国不够自信还需要这种东西的话，那么今天，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以举国之力斥巨资去“消费”这种荣誉感，从情感上已经不必要，从经济上也不划算。
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高度商业化的俱乐部职业联赛机制之外，运动员的培养仍旧是以家庭为主，很多家庭为此耗尽了积蓄，政府的投入非常少。政府只投少量的钱搞全国性的体育项目计划，吸引极其有限的运动员。大部分运动员必须边训练边自力更生，诸如教练费、装备费、场地费、参赛费等国家财政并不支持。像这次伦敦奥运女子体操全能冠军，美国的黑人体操新秀道格拉斯就被媒体爆出其母亲霍金为女儿能得到最好的训练，已经不堪重负，已于今年一月申请了破产。在这里，参赛是运动员自己的事，没有理由让政府买单。
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就不需要培养运动员，不搞体育事业，相反，中国特别需要继续振兴体育事业，让竞技体育逐渐过渡到大众体育。如此这般烧纳税人的钱，国家出资大搞体育项目，已不是当下之举，由政府只出资少量项目，让公益基金和商业赞助成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尽管，荣誉是无价的，我们也会对本国选手在伦敦奥运会上摘金夺银感到自豪，但是还有很多更需要钱的地方，如“三农”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
在社会机制良好的国家，人们往往以平常心看待奥运会。你对哪个项目有兴趣，就靠自己掏钱或社会赞助参加。即使得了冠军，头上也没有那么多光环，别人只将这个暂时的金银当作人生旅途的一个小小符号。
“伦敦碗”的演出，给我们奉上了精彩的盛宴，贝克汉姆化身船长乘快艇护送奥运圣火、伊丽莎白二世加盟007空降伦敦。有美丽也有遗憾，国羽女双被取消资格，陈一冰完美表现下未能摘金，刘翔意外摔倒⋯⋯，待到奥运散去时，我们是否更该想一下，是不是应该变换一下体制规则，让我们的奥运健儿们今后的摘金夺银更划算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