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遗卷》问世数月来，我看到了不少反馈。读者的目光，大多被这部类似侦探小说的纪实文学所吸引，也不乏较为深入的评论，缅怀被今人遗忘的理想主义精神。当然，我花费六年心血挖掘出来的珍贵素材，不仅鲜为人知，也添补了中国革命史上被忽略了的重要人物和史料，因此荣幸地被列入了多家好书榜。然而，我通过讲述这个故事想要阐述的一种理念，迄今还无人解读。
这本书创作的起因堪称偶然。2014年，学校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指控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女牧师李添嫒，她晚年移民加拿大，九十年代在多伦多去世。我在翻译这批揭发材料的过程中，脑中产生了一连串疑问。接下来，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历史资料，牵扯出一系列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重要人物来，丢弃哪个，我都舍不得。不过，这些人物之间既相互关联却又异常松散，像掉落在草丛里的一粒粒珍珠。如何使他们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存在着极大难度，甚至可能毫无希望。尤其是，这些事件牵扯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还有一批掷地有声的国际友人，如白求恩，艾黎，斯诺，史沫特莱，林达光，蒲爱德等，容不得半点虚构。
我曾犹豫不决长达数年，反复了数次，究竟是用虚构小说手法，通过合理想象使作品增强趣味性和可读性呢，还是用严谨的纪实手法，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补上被遗漏的篇章？ 冥冥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一直在默默地牵引着我，在我屡屡打算放弃的时刻，却突然在密林深处闪现出一丝光亮，让我发现了与人物和事件相关的证据，解答了一个又一个疑惑。我最终下定决心，把这部作品确定为纪实文学，但融入了一些小说创作的技巧，完成了《兰台遗卷》。
书中的主要人物有三个。除了那位被人质疑的华人女牧师李添嫒，就是香港主教英国人何明华（Bishop Ronald Owen Hall），还有世人皆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他们三位是同时代人，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书的结尾，我终于证实了他们之间存在过的神秘关联，不胜欣慰。
在《兰台遗卷》中，我介绍了被港督讥讽为“粉红色主教”的何明华。他在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友谊，还有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热烈欢呼，令很多读者倍感惊讶：这个基督徒，怎么比很多共产党员还更像共产党？
1949年8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何明华在香港布道时激动地宣称，“上帝让中国准备了六千年，就是在等待着这一辉煌时刻的到来。我相信，在共产党的治理下，这粒种子必将成长为参天大树！”面对人们狐疑的目光，何明华进一步阐释道：“基督教终止了奴隶制，但却无力阻止另一种罪恶，即财产私有化的集中。而私有制总是会导致贫穷，它不但是太平天国的起因，也是国民党垮台的因素，也许，上帝搬出来共产党，恰恰是为了要摧毁这一罪恶？”
不错，这些话，白纸黑字，确实出自这位主教大人之口。他所信奉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呢？为了解析这一困惑，我在《兰台遗卷》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铢必离（Jubilee）。
事情要追溯到二十几年前。我在滑铁卢大学第一次讲述“中国现代史”这门课时，介绍了50年代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80年代的私有制回潮，但无论怎样努力，总是避免不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局面出现，在摸着石头过河、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政府深感左右为难。
这时，一位男生发言说，“教授，这有什么为难的！上帝早就制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了，每隔50年，要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再分配！《圣经》里面写着呢！”
我不但惊讶，且一直怀疑这种说辞。多少年来，我去过五花八门的教会体验生活，当然听说过耶稣的名言，劝富人卖掉财产、分给穷人，但却从未听任何一位牧师提到过，上帝还有“每隔50年必须重新分配全社会财产”这种旨意。
在撰写《兰台遗卷》的过程中，我终于理清了这一悬念。通过向几位德高望重的宗教学者请教，我了解到，在《圣经旧约》“利未记”的篇章中，早已写明了Jubilee这个字眼。我曾把它翻译为“朱碧丽”，为赏心悦目之故。但有个中国朋友读完《兰台遗卷》后却建议说，也许翻译成“铢必离”更为贴切。不错，那个词汇的本意是：每隔50年，必须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重新分配，归还土地，免除债务，奴隶获得人身自由。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优点，是能够调动人的创造力，促进生产力发展，财富积累的过程相对来说较为公正，而社会主义的优点，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照顾了老弱病残，保证了结果的平等。二者各有利弊。上帝深知人类的自私贪婪本性，难以克服与生俱来的弱点，因此早就制定了“铢必离”的规定，让人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财富，但每隔50年，则强制实施一次“土改”，避免两级分化，落实平等公正。
听了他们的阐述，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有那么多在中国出生成长的西方传教士，会与何明华主教一样，热烈欢呼50年代的“土改运动”，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红色传教士”、死后把骨灰洒入长江的加拿大人文幼章。在传教士们眼中，他们历经数代人辛苦奋斗了几百年，都未能实现的目标，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夜间实现了。也正是出于这种共同的信念，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一批加拿大传教士后代在朝野上下运作，推动加拿大成为西半球第一个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
《圣经新约》中“使徒行传”篇记载，两千年前的基督徒，在耶稣离开后，曾聚在一起，按照上帝的旨意，过着消灭了私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享式生活，但仅仅坚持了一百多年便解散了。假如没有坚定的信念，人类的自私贪婪本性，是很难维持任何高尚理念的。
但仍有极少数人，至今没有放弃。我在《兰台遗卷》中介绍了这种现象。16世纪欧洲教会分裂后，产生了一支胡特莱德派的基督教信徒。二百多年前，这个遭受迫害的派别仅剩下了一百多人。他们移民到了北美，定居在加拿大西部的几个草原省份，如今已发展为五万人口，近500家公社了。他们至今坚守着消灭了私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吃大锅饭的共享式生活。为了保持有效的生产和管理，每当公社的人数超过了百人规模，就会散枝开叶。若是有人自愿脱离公社，则只能净身出户，不得携带走任何财产。胡特莱德人的集体运作方式，力量超过了周围的私有制小农庄，因此不断发展壮大。
2018年，我在北京遇到了一位西班牙汉学家，曾与他探讨这种现象。他告诉我，当今的罗马教皇方济各曾说过，社会平等公正的理念，原本是基督教的发明，但却被社会主义学者们拿去了。眼下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听了这番言论，我理解了，难怪在2015年9月24日那天，教皇方济各在美国国会讲演时，谴责“万恶的大资本主义造成人类空前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平等”，并受到《纽约时报》的质疑：“教皇是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吗？”
人类社会对平等公正理念的追求，根本上是一致的。德国革命家闵采尔（Thomas Münzer）在胡德莱特人中有很多朋友，受他们的影响，领导了农民战争，并影响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关于早期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形态，恩格斯的作品中也曾提及。假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借鉴了这种共享式理念，也毫不稀奇。
德国后马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 died 1977) 深受闵采尔和胡德莱特人的影响，著有《乌托邦精神》（Ge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