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期和中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在推翻旧奴隶主统治，建立和巩固封建制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在各国实行社会改革(即所谓“变法”),彻底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建立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等新制度，大大促进了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一般称他们为前期法家。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李悝、吴起尤其是商鞅的思想。
李悝，战国初期魏人，曾任魏文侯相，实行变法。公元前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李悝在魏文侯支持下，以“食有劳而禄有功” 的原则，代替了奴隶制无功受禄的“亲亲”宗法原则；以封建官僚制度，代替了奴隶制世卿世禄制度。李悝还把荒地分给农民，抽取“什一之税”，实际上使这些农民成为自耕小农。据史书记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效”，内容是讲如何“合理地”收租，“合理地”调整谷价，以巩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李悝在文中讲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他认为，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岁收”多少，谷价如何是很重要的。如果谷价太贵了，会损害一般市民的利益；谷价太贱了，又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因此，他详细地提出了丰年，歉收，好地，坏地应收的租谷数量和谷价，以便做到:“虽遇饥水旱，籴(指谷价)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另外，李俚还著有《法经》六篇，规定了各种法律制度，据说以后秦、汉都沿用了其中的一些条令。魏国实行了李俚的改革，新建立的封建制国家很快就富强起来了。
吴起，战国初期卫国人。他先在魏与李悝一起搞改革，晚年到楚国帮助楚悼王进行社会改革。他同时又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之一。楚国在当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旧奴隶主贵族掌握着实权。吴起到楚国后，首先主张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他说，这些旧贵族三世以后就应该取消他们的地位和俸禄。同时他采取措施，把一些奴隶主贵族迁移到边远地区去开荒。吴起还废除了许多不必要的官吏，改变了一些旧官吏的俸禄和地位，代之以当时比较精简有力的封建官僚制度。这些都是沉重打击旧奴隶主贵族势力的措施。所以当时楚国的旧奴隶主贵族对吴起十分痛恨，在楚悼王死后，旧奴隶主贵族就进行了复辟，把吴起杀害了。
商鞅，战国中期卫人，先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干事，公叔痤临死前曾推荐给魏惠王，未被起用。后公叔痤死后，商鞅就跑到秦国去了。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虽然在时间上较晚，但在内容上是当时最为彻底的。他在秦国变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商鞅从卫国来到秦国，虽然受到秦孝公的欢迎，但却遭到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如甘龙、杜挚之流的强烈反对。商鞅对甘、杜提出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反动主张，勇敢地进行了反击，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和法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因此，反对古代的旧制度是无可非议的，拘守旧礼节则不值得称赞。他还明确地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进步的历史观，批判了甘龙、杜挚的“法古”、“循礼”复古倒退论，从而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变法扫清了道路。(《商君书·更法》)
商鞅在秦国变法的主要措施是:一、在政治上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规定:“国以功授官予爵”，(《商君书·靳令》) 。旧宗室贵族没有现实军功的，不许再列入宗室名册。这是对旧奴隶主贵族政治特权的革命。二、在经济上“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打破了奴隶制度下的井田制的土地界线，鼓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从根本上改变了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三、在国家行政组织、赏罚等制度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如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普遍推行郡县制，把秦国分为31个县，都直属中央管辖。反对奴隶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明确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此外，还统一了度量衡，建立了统一的赋税制度等。四、奖励耕战，规定了“重农” 和“军功”的政策。提出:有“军功”可“受上爵”；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缴纳给国家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其徭役。商鞅变法，彻底打击了秦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然而，一伙奴隶主贵族，蓄谋破坏变法，他们唆使太子犯法，公开进行挑衅。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种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严厉地惩办了破坏变法的两个幕后策划者（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在公孙贾脸上刺了字）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边，又镇压了七百多个旧贵族。充分显示了法家不畏权贵，勇于革新的战斗精神。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秦行商君法而富强”。 (《韩非子》)终于使秦国由一个原来被诸侯瞧不起的奴隶制弱国，一跃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封建强国，为秦国最后统一全中国奠定了理论的和物质的基础。这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然而，商鞅变法毕竟是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秦孝公一死，太子驷上台执政，蓄谋已久的奴隶主旧贵族如公子虔之流，便猖狂地反攻倒算，诬告“商君欲反”(《史记·商君列传》),秦惠文王(即太子驷)便下令逮捕了商鞅。公元前338年，旧贵族势力用“车裂”杀害了这个杰出的法家。总之，法治与礼治的斗争，实质是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顽固保守的奴隶主阶级的势力，对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法家，恨之入骨。吴起、商鞅被奴隶主复辟势力残酷杀害，反映出“礼”与“法”的斗争，是一场极其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历史必然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发展的规律是改变不了的。在秦国，商鞅虽然被害，但“秦法未败”，商鞅的法家路线和事业并没有被消灭。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秦国还是沿着商鞅变法的法家路线继续前进……
告子是与孟子同时而略早一些的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关于告子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详考。他的思想材料保存下来的也不多，主要就是《孟子》一书中关于“人性”问题的一些论述。另外，孟子也曾提到过告子的“不动心”比他早，可能当时告子还有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论述，但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了。“人性”问题是战国时期思想家们激烈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孟子是坚持唯心主义的天赋“性善”论的。告子反对孟子的天赋“性善”论。告子反对把“性”说成是一种具有先天道德观念的东西。他认为，“性”是生来具有的一种生理本能，就像吃东西，两性关系等这些本能。所以他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对于本能来讲，告子认为无所谓好坏善恶等区别，也可以说，本能就像一种原材料，而人的道德观念则完全是后天人为加工和环境影响所形成的。他举例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又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这是说，“性”就好像是“杞柳”的枝条，“仁” “义”就好象是弯曲加工制成的“桮棬”(一种盛食物用的器具)。 “性”又好像急流的水，从东边打开缺口，它就往东流；从西边打开缺口，它就往西流。告子进一步又说，“性”没有天生来“善”“不善”的分别，也就像流水本来没有东西之分一样，其所以有“善” “不善”的分别，全在于以后的引导。如果硬把人性说成天生来就具有“仁”“义”等道德观念，这也就好像把“桮棬”等同于“杞柳”。 告子的结论是:“性无善无不善也。
孟子对告子的反驳完全是武断和诡辩。例如他说，你告子说“生之谓性”，是否就是说，白之所以称之为白呢？告子说:是。孟子又反问道，这是不是说，白羽毛的白与白雪的白一样，白雪的白与白玉的白一样呢？告子又说:是。接着，孟子就下了一个诡辩而又武断的结论:“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以为用这种十分荒谬的逻辑推理可以一下子把告子问住。其实，这是根本推不出的。前面讲的白羽毛、白雪、白玉，是就这些物都是白的，这一具体属性来讲，它们的“白”是相同的。而不是讲羽、雪、玉的所有属性或它们之所以为羽、雪、玉的本质属性来讲它们是相同的。孟子把“白”这一具体属性，偷换成“性”这个一般、本质属性，企图迫使告子承认“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这个结论，也就是要告子承认自己的理论是十分荒谬的。这完全是孟子强加给告子的。告子把“人性”看作是人的一种本能或原材料，同样也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是错误的。这是由于时代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他不可能懂得人的真正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人的阶级性，这个科学真理。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他反对把“人性”看作是一种先天道德观念来讲是有其进步意义和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他看到了道德是后天加给人的，是由外在关系决定的。他说，譬如拿尊敬长者来讲，那是“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意思是，因为那个人是长者，所以我尊敬他，并不是因为先有个尊敬的观念存在于我心中。但是，告子也讲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他把“仁”、“义”两种道德观念作了“内”“外”的区别，而且把“仁”看作完全是主观感情，这就是仍然肯定有一种主观的道德观念。所以他反对孟子的天赋道德观念说是很不彻底的。他这种说法同样是错误的。后来后期墨家批判了告子的这一说法，他们说:“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比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所利亦不相为内外”(《墨子·经说下》)。这是说“爱利”(“仁义”)等道德观念都是客观对象(“所爱所利”)的反映，不能分为内外。这就纠正了告子的错误。
孟子在理论上驳不倒告子的说法，最后只能破口大骂:说“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夫子之言矣”。可见告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对孟子的唯心主义先验道德观、“人性论”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告子的这些思想，对以后许多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影响很大。他们在反对唯心主义先验道德观时经常称引用告子的话。但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到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阐明了道德和“人性”的问题，揭示出道德和“人性”的经济根源、社会阶级本质，彻底地批判了一切剥削阶级所宣扬的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观和“人性论”。也谈“道德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