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下面一组材料，是当年苏联人民受到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纪实，十分触目惊心。列宁曾在1919年指出:“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共产党人’，如果不能称为共产党人，则戴上红领章，爬到一个安乐窝里去。”列宁斯大林时期，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动势力不占优势。后来不同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被修正主义颠覆，整个社会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大小坏蛋所统治，广大苏联人民呻吟在法西斯专政的铁蹄之下……
一个农庄的见闻
你只要花半小时巡视一下莫斯科的食品店和市场就足够证明农业工作搞得一团糟的一般事实了:人群包围着以惊人价格出售长得不好的农产品的柜台(在冬天1公斤黄瓜的价格是一个技术工人3天的工资)，在那些冲上前去的妇女中有许多是到首都来旅行的外地人，因为她们所在的当地商店，即使在大城市里，几个月来也都没有肉和水果供应。尽管制订了宏伟的方案，为将来的生产作出了巨大牺性，并且进行了大量投资，苏联许多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仍然仅仅稍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时期的水平。
在莫斯科，关于普通的集体农庄的贫困的传说是令人吃惊的。人们听说80岁的老祖母们由于不能靠每月8卢布(两公斤优质牛肉的价钱)的养老金生活而被迫再去工作；庄员们好几年都看不到土豆；他们要跑50英里路程去买大香肠，这是不少家庭肉食的唯一来源。1972年全苏农业产量几乎三分之一(牛奶的38%，蔬菜的40%，鸡蛋的60%，土豆的65%)是来自私人饲养的牲畜和私人的小块土地。在我访问的“我们的祖国”集体农庄，允许每户拥有半英亩土地，饲养1头母牛、2头母猪和多达45只的母鸡、鸭或鹅，可供自己食用，也可拿到农庄市场上去出售。甚至农庄的高级工作人员为了私利也都把大部分空闲时间花在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和照料他们自己的牲畜上面。
一天早晨我碰到一位削瘦的庄员，他低声对我说:“如果你提起我的名字，我就完蛋了。他们会在一个小时以内把我从此地赶出去，或者更厉害地处罚我。请你理解为什么我要同你谈话的意思，我只是想要你明白真相。我们知道他们给你看的是最好的部分，而不让你接触任何普通劳动者”。“这儿是真实的情况:我每月挣50卢布，到冬天要降低到30卢布。靠50卢布怎么能生活呢？过的不是生活，而是靠面包、土豆和茶生存下去。我有好几个月没吃肉了。你瞧瞧我穿的这身破衣服:我甚至连把它缝补好的钱也付不起。我希望你能够看看我住的小房子和我不得不给我女儿穿的什么样的衣服。而这个农庄的大亨们却正在替他们的私人汽车建造汽车间。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剥削，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剥削--只要你一开口他们就永远毁掉你的生计。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不致受骗上当，但是请你不要讲我是谁。”
(摘译自1974年美国出版的乔治·费弗所著《苏联特写》一书)
苏联的“收容所”和“疯人院”
勃列日涅夫政权加强了秘密警察机关。1968年(武力干涉捷克的那一年)莫斯科市除17个区的秘密警察分所外，还将配备在各个工厂和企事业单位的属于秘密警察机关领导的“特别部”都建立起来，使秘密警察网有了显著的扩大。这不仅仅是一个莫斯科市，而列宁格勒等其他大城市也可以说都是如此。勃列日涅夫是将加强秘密警察的重点，放在“取缔意识形态里的破坏活动”上的。
与勃列日涅夫的加强秘密警察的路线并驾齐驱，“收容所” 的收容人员也增加了。在赫鲁晓夫时代对那些与政权持有不同思想的人，虽然也进行过逮捕和审判，但比较起来件数还是非常少的。可是在勃列日涅夫的政权下，这种案件却以几何级数的速度飞速上升。根据苏联国内地下出版的《五年间》(斯米尔诺夫著)一份材料来看，从1966年2月到1971年6月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进行审判的主要案件有35件，其他，由著者斯米尔诺夫简单记述的案件有90件，加在一起共125件，平均每年25件。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桩案件往往有2名以上的知识分子或工人受审。而著者斯米尔诺夫的注意力，还仅仅是放在大城市中心极小的一部分地方上，并没有扩展到全国。据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1年里，总共有数万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被关进“收容所”，但究竟有多少，实际数字则不详。
然而，在“收容所”林立的同时，特别要提醒人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广泛利用疯人院的这一事实。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时间短，但也有被关进疯人院的例子。可是在勃列日涅夫政权下却对它大规模地进行利用。1969年5月，卫生部长彼特罗夫斯基和内务部长希切洛科夫联名发布的一项通令:“对神病人危害社会行动的预防措施”，就是有意识地、人为任意扩大解释“危害社会行动”大开方便之门。按照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讲法:凡是批判社会主义制度（指修正主义）和反对政府政策的人，都是疯子，因此，他们有资格进疯人院。如果拿这种讲法套用到日本的话，不把全国都变为疯人院那是无法收容的。
(摘译自1974年4月号日本《世界政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