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
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束缚老百姓的思想
时，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
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话说1973年9月初，毛泽东在和毛远新的谈话中谈到了本传前边已经说过的他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那首诗，由此还谈到了孔子。
据最近网上爆料的《毛远新回忆1973年毛主席关于孔子的谈话》一文称：毛远新说，1973年主席给郭老写了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这首诗当时谁都不敢讲。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问题：批孔。因为后来邓讲，批孔就是批周总理，那一段时间都这么讲，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个专题片，专讲主席诗词的，题目叫《独领风骚》，这个解说片街上有卖的。主席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讲诗人毛泽东，从主席的诗讲主席的一生，讲的水平很高，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播过，有声有色，作者陈晋，我见过。但主席给郭老写的这首诗没有收入主席的诗集。当年主席给我一句一句地讲这首诗，我拿着这首诗，主席还给我讲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种单行本，字很大，还有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单行本，主席让我回到沈阳，召集省委常委给每人印发一本，大家讨论学习，还要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委集中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发这首诗，主席其它的诗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毛远新说，主席诗的名字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1973年夏天写的，但跟我讲是在“十大”以后。当时，我在辽宁工作，1973年9月“十大”开过后，我要回去，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了关于对孔子的看法。
郭老的《十批判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他焚书坑儒。书是50年代出版发行的。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肯定秦始皇的。其中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认为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实行郡县制，而是动用民力过大；而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纷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发生了。秦统一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主张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秦始皇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安宁，不少王造反。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种事，要不要封王。如某某省要封一个王，那就世袭了，他的子孙，即使是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这样的大事，不是郭老你一个人就能作结论的。说秦始皇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国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还要统一思想，思想不统一国家就难得统一。而秦灭六国时，各国都有一大帮儒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为了统一思想，就必须对他们采取措施，这是统一的必要。“历代都行秦政治”，这个“政”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赢政，有人就认为是“赢政”的政），是指秦以后历朝历代都是按照秦始皇的治国方略治理国家的。“孔学名高实秕糠”，是说孔夫子的那一套虽然名气很高，实际上却没有什么用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就是不要从柳子厚（柳宗元字子厚）倒退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被赶了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政治”。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儒生，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吗？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说“历代都行秦政治”。“孔学名高实秕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哪种复杂的矛盾它都处理不了，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些废话、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
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反了就大逆不道。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就得违背孔夫子的儒学理论，就必须批孔，要不然就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主席举了个例子：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撒尿，这个史书上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却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要巩固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
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黄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的皇帝，却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子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得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就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就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席说，到了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他“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写那首诗，提出要批孔。为什么？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他来维持你的统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主席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是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批的孔，用鲁迅说法是已经经过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比如，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是到了南宋以后，却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的。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束缚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不像西方。主席举例子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那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主席说你看资产阶级革命，从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像我们批孔一样。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起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它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它适应于资产阶级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但它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了矛盾，又处理不了，“和”得起来吗？
再说9月5日至11日，国务院教科组率先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迟群在会上说：
“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
随后，全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很多的批孔文章。一时间，“批孔”声势大震。
9月11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邀来华访问。这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蓬皮杜。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蓬皮杜总统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9月12日下午，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我不行，一身病呢！”
他在谈到英国时说：
“英国加入共同体是件好事。”
毛泽东还说：
“全世界都反对我们，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苏联。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要坏。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说，赫鲁晓夫请他帮助反对中国。他把这个话讲给戴高乐将军，讲给杜勒斯，总而言之，逢人就讲。他高兴赫鲁晓夫反对中国。所以我们总感觉西方各国有一股潮流要推动苏联向中国。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
9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讯】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5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10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
后来，周恩来还陪同蓬皮杜观看了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9月14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根据主席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了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10月5日前进行完毕”。“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5、6天就能解决问题。”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双方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1973年10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增补王洪文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由周恩来陪同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特鲁多将访华前特意定制的古铜色白求恩纪念章作为“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的礼物，分别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洪文。特鲁多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外交部长助理、翻译王海容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
特鲁多访华期间，正值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不久。在会谈中，特鲁多主动向毛泽东请教关于世界上是否会有持久和平这一问题的看法，毛泽东与他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毛泽东还主动询问起加拿大的地理与农业生产情况，关注中加贸易的发展。
这一天，在两国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中加贸易协定得以签署，为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开启了大门。
除了访问北京之外，特鲁多此行还到访了中国的历史名城洛阳，由周恩来亲自陪同他乘车前往，凸显出中国对发展与加拿大关系的高度重视。
10月20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会议“基本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稿。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10月21日夜，中共中央委员、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公安部部长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
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案件。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的气氛很紧张。
10月27日，周恩来在关于处理李震案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认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因此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采取了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后来在11月11日，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十届中央委员祝家耀、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杨贵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与破案工作。1974年1月，经侦查人员大量调查研究，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是自杀而死。
1973年11月2日下午，天气特别寒冷。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政府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问题交换意见，一位中国外交人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看罢，马上对惠特拉姆说：
“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惠特拉姆闻言随即起身，没想到他那高大的身躯上未曾拉上拉链的夹克衫，挂住了会议桌上绿色台布的穗子，整个台布被他一拉，像剥香蕉皮一样，一下子掀翻了桌面上所有的便笺、铅笔、茶杯等用品。待服务人员收拾好桌子，年轻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蒂芬·菲茨杰拉尔德在便笺上写下几个字：“可能是见毛泽东”，然后他把便笺推向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
下午4点半，两辆黑色的小轿车由长安大街一扇红色大门驶进了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下车碰着头。
毛泽东在书房里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会见了惠特拉姆等客人。他不用别人搀扶，自己站起来，步履蹒跚地走向前，对澳大利亚客人说，我的腿不方便，听觉似乎也不太好。
在会谈中，毛泽东品着杯中的茶水，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则滔滔不绝。周恩来和毛泽东讲的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毛泽东把双手稳稳地搭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说道：
“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啰？”毛泽东漫不经意地问道：“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惠特拉姆这位工党领袖，对毛泽东的提问，竟然一无所知。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极力回避惠特拉姆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说他对现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当惠特拉姆称赞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毛泽东却说，我们目前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他还说：
“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惠特拉姆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作了订正。他还慢吞吞地说，莫斯科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他说，他们和日本一样，反对中国的核试验。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就像在父子之间一样，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他不屑于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对于中国的核试验，他只是说：
“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不过，后来他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上受到了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没有，并且巴黎还受到了美国的保护。
毛泽东一听这话，就激动起来了。他说：
“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他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他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
“当然，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在谈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时，周恩来插话说：
“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67%，其余之33%，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他评价邓小平说：
“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告诉毛泽东，邓小平曾经给他说过，邓小平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他问道：为什么邓小平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上缺席了呢？毛泽东说：
“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惠特拉姆又谈到了王洪文，说王洪文在“十大”后已经“世界闻名”。他还以玩笑的口吻说：
“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毛泽东说：
“不知道。”
惠特拉姆说：
“当年你们长征时，他还没有出世呢。”
王洪文插话说：
“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
惠特拉姆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恩来都活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毛泽东说：“我已疾病缠身。”
周恩来笑着插话说：
“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如此说，只好缄口不语了。他看了一下手表，示意会谈差不多该结束了。毛泽东就指了指王海容，打趣地说：
“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时间太长。”
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今译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1月10日，在9月22日就任美国第56届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一行，来华访问抵达北京。
是日晚，外交部长姬鹏飞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一行。
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了宴会。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副主任詹金斯和霍尔德里奇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姬鹏飞外长在祝酒时说，基辛格博士这是第6次前来我国访问，同时也是他就任美国国务卿后第一次来访，同我们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对此感到高兴。他向基辛格国务卿以及随他来访的各位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并借此机会向伟大的美国人民致意。
姬鹏飞说，自从博士1973年2月访华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有力地证明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我们认为，这种动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人民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通过这种动乱，人民进一步得到了锻炼，看清了方向，加强了团结，日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姬鹏飞外长说，无疑，我们双方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分歧，但过去两年多的经验表明，双方本着坦率精神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自从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两国之间互设了联络处，中美两国人民间的各种交流有了可喜的开展。两国人民的了解加深了，友谊增进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们相信，只要沿着《上海公报》所确定的方向前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基辛格博士在祝酒时说，这是我第6次荣幸地访问中国。今天的旅程重复了我1971年7月份秘密访华的路线。参加过那次旅行的所有的人都不会忘记我们初次进入中国境内时的兴奋心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来访问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土，一直到总理向我指出，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更多的是由于我们的无知，而不是由于她的神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为自己确定了任务，就是决心向着关系正常化，向着确立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前进。
基辛格博士说，正如外交部长先生以前所说的，我们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们在彼此的首都互设了联络处，我们两国之间的交往增加了，但是我们决心要做的比这更多得多，并且决心尽可能快地完成我们在两年前开始的过程。
基辛格说，我们在《上海公报》中确立了一些共同的重要目标：我们将反对霸权，我们将不代表第三国讲话，我们将信守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决心履行《上海公报》。因此当我第6次来访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中国已不再是神秘的国土了。我们已经懂得了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彼此所作的每一项诺言都得到遵守。我们也懂得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和平和幸福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全世界。
基辛格说，因此，我和我的同事们抱着开诚相见的态度来到这里，以便加速我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促进《上海公报》的目标，并就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像历次来访一样，将会取得良好的进展。
11月12日下午，周恩来和基辛格正在会谈，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会见基辛格一行。周恩来便与基辛格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门厅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书房里沿墙摆满了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基辛格感觉毛泽东看上去比他过去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毛泽东同基辛格等人一一握手，他还与陪同基辛格的布鲁斯、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我比你们两人年龄都要大，我已经80岁了。待客人落座后，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周恩来和基辛格讨论了什么问题。周恩来说：
“扩张主义。”
毛泽东佯装不知，笑指着基辛格，故意问道：
“谁在扩张，是他吗？”
周恩来也顺着说：
“是他开始的。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
“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你们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美国的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而中国的战略，则是以比较直接的对抗做基础的。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我们任何灵活的想法，对于苏联的扩张，必须针锋相对，玩弄策略是没有意义的。”
基辛格说：
“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
毛泽东说：
“我相信这一点。因为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他向基辛格介绍了苏联总理柯西金1969 年在北京机场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尔后说：
“我曾经说过，这场斗争要进行一万年，现在看在他亲自来找我的面上，我愿意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多大方，一让步就是一千年。”
在座得人都被毛泽东逗笑了。毛泽东又说：
“后来又有一次，一位罗马尼亚官员也来为苏联说情。这次我又让步，再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规定的期限是越来越短了。”
在一片笑声中，毛泽东接着说：
“第3次，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来了——这是两年前的事。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次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能再让步了！’（笑声）”
基辛格对毛泽东的风趣语言极感兴趣，始终认真而开怀大笑。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说：
“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7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目前它还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它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总而言之，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基辛格说：
“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
“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
“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
“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
“可能是这样。”
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说：
“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
“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100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毛泽东有意告诫基辛格：“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100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基辛格说：
“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
“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
“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哎”了一声说：
“一样。台湾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近3个小时。临了，他再一次警告基辛格说：
“苏联欺软怕硬。”
毛泽东费劲地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把基辛格等人送到外间接待室，一同照了相。他还握着基辛格的手说：
“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这正是：毛公妙语逗博士，客人闻道偷着乐。鼎立上策在伐谋，岂是联姻能苟活。
11月12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洛德举行第2次会谈。基辛格突然提出，中美两国建立一条防止突发事件、快速传递信息热线的建议。周恩来说：
“我们必须研究一下。”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此时，毛泽东已经睡下了。
11月13日，基辛格在中美第3次会谈中，又提出了建立中美信息热线的问题。周恩来说：
“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他将话头一转，又说：
“如果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设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说：
“总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说：
“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周恩来送走基辛格，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汇报工作。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睡觉，只好又回去了，便让工作人员把关于基辛格的访华公报稿送给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审阅。
11月13日晚，基辛格博士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他在祝酒时说，我们今天在中国朋友家里请他们吃饭，这是极其合适的。我们中国朋友具有很大的艺术，能够使他们的美国客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基辛格说，我曾经请我的同事中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提供一个适合这个场合用的中国谚语，他们告诉我的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可以说，我们第一桌确实在实践这句谚语。
基辛格说，当我们结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即将离去的时候，我们像前5次的访问一样，对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对我们建立的关系感到亲热。当尼克松总统在将近两年前到这里来并由此产生《上海公报》的时候，他是一位开拓者。尼克松总统所开始的旅程，现在已被所有美国人认为是必要的了。不论将来在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持续因素。这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必要性和原则性的基础上的，是因为我们信守这一原则，并且懂得这一必要性。
基辛格博士说，在我们离开以后，我们要发表一项公报，但是，这次访问和我们的关系的意义，决不可能包含在一个文件的字句中，它们将包含在已经建立的关系和我们所规划的未来中。
基辛格说，我有幸同毛主席进行有远见的、广泛的交谈，并且同总理进行长时间、建设性的会谈。很清楚，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加强，《上海公报》的原则将得到加强和重申，我们关系的正常化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向你们保证，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关系中所取得的进展，今后将继续发展下去。
基辛格在结束讲话时，代表尼克松总统、代表他的所有同事提议为毛主席的健康，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持久的友谊，干杯。
姬鹏飞外长在祝酒时说，基辛格博士一行即将结束对我国的访问，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了。在过去这3天里，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博士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我们两国官员还具体讨论了从各方面进一步开展中美之间的交流问题。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又一次会见了基辛格博士，同他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谈。应当说，通过博士第6次来访，我们双方对彼此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方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双方来说，这都是极其有益的。
姬鹏飞外长说，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未来的岁月里必将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必将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向着正常化的目标不断前进。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
这一天午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说：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她们还说，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怕了。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态度软弱了，犯了右的错误。
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所有参加中美会谈人员开会，他批评说：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
关于对美关系，毛泽东说：
“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他对外交部的人员说：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11月18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说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批评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欲知毛泽东后来还有什么重要指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对美关系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请读者认真回顾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和这一次与基辛格的谈话以及有关中美关系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可以说，他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都是很高明的，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这些政策和策略在施行中“差之毫厘”，其结果便会“谬之千里”。因此，毛泽东告诫党内：“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这个话和本传前面讲到的他在7月4日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一样，都属于党内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外交问题上，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上，切不可信口开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在此时的党内依然是无人可及的。
另：据某官方媒体披露：王洪文在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月薪仍是68元。1976年10月王洪文被捕后，搜查者从他在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每月15元。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届人大后）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自己也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干部工资，仍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他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中央每天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届人大后）主管工业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67元2角的工资。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一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这则消息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尽管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内身居高位，却仍然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一个样，是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特殊待遇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