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关系变动。分析一下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可以帮助我们生动地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说得很深刻：革命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而变化的。(《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
在俄国，革命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
一九〇五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的第一次人民革命。这次革命遭到了沙皇政府血腥镇压以后，俄国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
一九一七年二月，又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十多年间，各个阶级的面貌都得到了检验。以沙皇为首的一小撮农奴主和地主极端反动和腐朽；大资产阶级极端仇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自由资产阶级虽然采取了反对沙皇的立场，但他们害怕人民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竭力想通过同君主制的妥协接近沙皇政权。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
基于这种阶级关系，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民主革命中不仅领导了小资产阶级，并且有可能领导了自由资产阶级推翻了君主制，但阶级关系随即发生了新的变化。
自由资产阶级在篡夺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以后，便力图结束革命，把革命纳入君主立宪制的轨道。当革命真正发展到要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时，他们就公开地镇压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阶级。
同时，曾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曾经倒向无产阶级，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是一个经济地位极不稳定的阶级，政治上始终摇摆不定。他们为了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那里分得一席之地而出卖革命，起着掩护资产阶级的反动作用。
列宁在总结二月革命以后阶级变动的新形势时指出：“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发生变化。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现在站在‘街垒两边’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些阶级了”。(《政论家札记》)
阶级关系变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也变了。过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以及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而现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存在着三种基本力量：首先是无产阶级，它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其次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它一下子变成了被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还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村的广大农民，这个阶级又分化为若干阶层，情况非常复杂，他们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跑，也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跑。
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而给阶级斗争带来更深刻的内容，更复杂的形式。正如列宁所分析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阶级斗争的状况，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论断。一九一八年夏季，英、法、日、美等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武装干涉，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同它们相呼应，到处策动反革命暴乱。城乡资产阶级利用国内战争时期的困难，煽动怠工，搞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在政治上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还能够同无产阶级抗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还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大量的财产和金钱，他们还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有着比无产阶级更深厚、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同时，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那就是一批为资产阶级所豢养的知识分子，公开利用他们的知识反对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此外，资产阶级还有国际基础，他们本身就是国际资本的一部分，农村的阶级斗争也在激烈地进行。在十月革命时，只是打倒了农奴主和大地产所有者。当农民仅仅要求平均使用土地时，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不是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
到了一九一八年夏秋，由于富裕农民抗拒苏维埃余粮征集制，爆发了全国性的富农暴动。他们和地主、资本家结成反动联盟，制造粮食危机，并以骇人听闻的血腥手段残害工人和贫苦农民。富农的反革命叛乱，使贫农从实际生活中懂得了他们的利益是不能同富农的利益调和的，于是贫农觉醒起来，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单独组织贫农委员会向富农——农村的资产阶级展开了生死搏斗。
列宁认为农村阶级的分裂具有不可比拟的深刻意义，农村不再是统一的了，必须在农村把富农这个俄国最后一个剥削者清除出去，才能使俄国革命完全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俄国农村阶级状况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也起了很大变化。拥有大量地的富农和缺少耕地、农具的贫农的人数大大减少，而中农增多了，这使俄国农村变得更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在国内战争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不仅直接威胁着苏维埃政权，也直接威胁着农民的革命成果，因此农民愿意经受经济破坏的极端困苦，把余粮无报酬地交给国家，支持红军作战。
但在国内战争胜利以后，农民就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困苦的重压，不愿意再将余粮无报酬地交给国家分配，在农民中爆发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行动，与无产阶级专政发生了尖锐冲突。
当时，列宁曾指出俄国革命的命运就以能不能战胜这种势力为转移。列宁说，昨天我们曾遇到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复辟的危险，今天，同样是这个复辟危险，又表现为别种形式，即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的进攻。“如果俄国的无产阶级软弱无力，那末光是这种力量的一致就可以摧毁俄国革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这就表明，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确处理好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上阶级关系的变动必然会更直接地深入到执政党的内部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十分重视在党内和苏维埃机关内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官僚分子的问题。
这是因为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腐蚀和破坏着党的肌体。他们之中，有的人本来就是老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分子；也有一些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工人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些人是由于醉心于资产阶级法权，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而堕落成为新官僚、新资产阶级的。
他们身居要职，利用执政党的地位享受着特权，拼命地捞取好处。事实证明，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比老资产阶级要厉害得多。列宁称他们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危险。
列宁通过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动来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斗争策略，说明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无产阶级政党“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论策略书》、《远方来信》)
列宁不仅这样强调，而且在实践中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正是正确分析了当时阶级关系变动的状况，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不失时机地把革命从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虽然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由于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农苏维埃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曾设想用和平发展的形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但后来正如列宁所宣告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现实说明了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无产阶级惟有坚定地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纲领。列宁把一切拖延武装起义的言论和行动痛斥为对革命的最大的犯罪。
十月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列宁对当时阶级变动的分析和武装起义的路线的正确。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通过不断解剖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把握住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并以此为据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保证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
由于资产阶级还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由于还会出现新资产阶级，由于广大动摇不定的小生产者还可能跟资产阶级跑，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
因此，阶级关系的变动表明，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无产阶级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还必须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进一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