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清初，统治者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和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对任何反抗清政府统治的言行都加以严厉的镇压。同时对知识分子又采取了拉拢、收买的办法，如康熙特别表扬程朱理学，招集了一些人，编纂了一些书，推崇程朱理学是唯一的“正学”，用来箝制人民的思想。当时有些陆王学派的人也受到清廷重用。乾隆时期，封建统治者除了推崇程朱理学之外，也提倡考据学。理学和考据学都是束缚人民思想、粉饰封建专制的工具。考据学亦称“汉学”，在乾嘉时期(即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成为学术界的主要潮流。当时那种烦琐考据的学风大大冲淡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意识。正是在这种烦琐考证学风的束缚下，戴震（公元1723年生）通过文字考证的形式，用唯物主义思想大胆地向清王朝御用的程朱理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戴震生存的时代，社会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工商业比较繁荣；而清代统治者对文化思想的控制也比以前更为加甚，大兴“文字狱”，同时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的反抗。清廷还用“名教”、“义理”来为自己的残暴罪行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戴震提出对于程朱理学的深刻批判，反驳了所谓“理欲之辨”，揭露了当时“以理杀人”的罪恶。所谓“以理杀人”乃是对程朱理学的深重流毒的有力控诉。戴震是中小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意识。
戴震提出了一个简明而完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肯定，所谓道即是气化，也就是物质变化过程。戴震反对朱熹的“理生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以“气化” 的观点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他认为，“道”是实体实事的总名。他说:“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又进一步解释说，“道”就其本质来说，就是阴阳五行之气。“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把“道”看成是可感觉的物质存在，这是用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道在器先”的唯心主义观点。戴震还认为物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天地本身是气化的过程，是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的。他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认为宇宙万物在“气化”过程中产生，并获得了各自的特性。他说:“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这种“气化”的过程就是“生生”，即是天地万物不断生成的过程。这种“生生不息”的过程又是有“条理”的，有规律的，“其流行，生生也，导而求之，得大极于至极，得小极于至细，莫不显充其条理”。(《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认为运动变化过程与其规律是统一的，他说:“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惟其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 则生生之道绝”。正因为运动变化过程有条理，有规律，所以生生的过程才是连续不已，“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依据这种唯物主义自然观进一步批判了程朱理学。戴震强调生生，但他又认为万物的种类是永久不变的，他说: “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说每一物有其永恒的特点，永远不会变化，便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观点。
在认识论上，戴震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首先肯定自然界是在先的，人是天地所生成的。指出客观世界是人的感觉经验的来源，人的感觉器官的形成实以物质世界的实际情况为根据，因为世界上有声、色、臭、味等现象，所以人就有耳、目、鼻、口等感官。他说:“耳之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能臭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原善》)这就是说感官所以发生，是由于外界事物刺激的作用，而客观事物是感觉的对象，是感觉的客观基础和内容。他又进一步指出:感官和思维器官(心)的作用是不同的。他说:“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原善》)这是说感觉器官只能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心”则能认识事物的规律，即“心”有认识事物规律的能力和作用。他认为“理”是事物的“理”，即理是客观的，“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孟子字义疏证》)“理”是客观事物的“理”，也是“心知”认识的对象，但它不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戴震在这里既否定了程朱的“天理具于人心”的客观唯心主义谬论，又驳斥了陆王的“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他还认为，只有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才能获得客观真理，“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同时他又把客观真理和个人主观意见加以区别，他说:“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孟子字义疏证》)这是说，人们共同承认的，就是真理，没有被共同承认的，只能说是个人的意见，不能认为是真理。把人们是共同承认，当成区别真理或谬误的标准，这在反对宋明理学的斗争中，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但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各有不同的观点，“心之所同然”的情况常常根本不存在。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戴震没有认识到会实践对于知识的意义。戴震认识论的主要缺点在于:他强调在认识上有一个“不易之则”和“万世皆准”的抽象定理。这是他片面夸大了真理的绝对性，否定了真理的相对性的结果。他还过于强调了“心之明”，即重知不重行；他认为“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这还是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观点，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彻底的。
在人性方面，戴震力图用气一元论的观点说明人性，反对程朱学派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他认为性的内容就是血气心知的特点，每一类生物各有其特殊的血气心知，这也就是这类生物的性。人性包含三方面，即欲、情、知。“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孟子字义证》)。欲的要求是声色臭味，情的发泄是喜怒哀乐，知的辨别是美丑是非。他仍然主张性善论，而主要从人的知觉高出于别类动物来讲性善。他说:“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此孟子所谓性善”(《孟子字义疏证》)。“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孟子字义疏证》)。人的知觉高出于其它动物之上，所以人性可以说是善的。戴震所讲仍然是抽象的人性论。他不可能理解人的社会性，不可能理解社会中阶级对立的关系，所以他在人性问题上也就不可能摆脱唯心主义。戴震猛烈地批判了宋明道学唯心主义的所谓“理欲之辨”，提出了“理存于欲”的进步学说。据此，他痛斥程朱的唯心主义“理学”的“理欲之辩” 的危害，并揭露了“以理杀人”的罪恶。他说:“宋以来儒者，.....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 而他认为“欲”乃是“生养之道”，是根本不应该也不可能根绝的。他指出“理学”高唱“理欲之辩”，其目的是把天下的人都变成“欺伪之人”罢了。戴震着重指出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说:“今之治人者，.....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此理欲之辩，适成忍而残杀之具”。礼教的残酷超过了严刑峻法。所谓“理”竟成为统治者压制人民、杀害人民的反动工具。这种对封建礼教的残酷统治和为祸人民的大胆控诉，揭露了理学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当时统治者以“名教”、“义理”为借口来屠杀人民的残暴罪行，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专制压迫的情绪，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表现出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精神。
戴震的理想政治是“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备”；“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遂之情，求遂其情而天下治”。他重视人民的物质生活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人民反对专制压迫的斗争，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济经的发展。这种观点在当时虽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从情欲出发观察一切政治措施，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不可能从阶级斗争来观察道德问题，当然不可能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伦理学说。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空谈什么“使天下无不遂其情”，这只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