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晚，山东济宁大型商场万象汇内，一女孩从高空坠落不幸身亡。 视频显示，这个白衣女孩站在手扶电梯旁的一个夹角处，身后是一个不到1米高的玻璃护栏。女孩疑有倚靠玻璃护栏的动作，几秒钟后玻璃护栏脱落，女孩失去重心想抓住扶梯未果，从楼上坠下。   事发前，女孩身后是一块玻璃护栏（视频截图） 据了解，此事11月16日晚发生于山东济宁万象汇4楼，该商场11月2日才开业，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 11月17日，极目新闻记者致电济宁高新区应急局和接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据都市现场消息，坠落的女孩已不幸身亡。 17日下午，济宁万象汇4楼的两个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事情发生的详细过程他们并不清楚，17日商场仍正常营业。此前有消息称女孩是在等座位时坠楼的，对此一商户表示：“昨天商场里顾客的确比较多，今天人不多。” 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事发前10天，济宁万象汇刚接受安全检查。据大众网报道，11月6日，针对新开业商场人流量密集的现实情况，济宁高新区接庄派出所组织警力到辖区万象汇开展内部安全检查，以有效预防安全事故发生。检查中，民警重点查看了商场内部人员配备情况、监控设备存储运行情况、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落实情况，以及人防、物防、技防、消防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对员工灭火知识和应急措施掌握情况以及消防设施配备、电气线路敷设、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设置等情况开展了重点检查和测试。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指引各类智能终端产品的生产企业和应用平台，对原有的未成年人模式进行优化升级。相较于原有的未成年人模式，升级后的模式在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优化内容建设方面有哪些变化？ 可实现一键启动整机未成年人模式 家长可设置“封顶”总时长 《指南》一大优化升级是将未成年人模式建设范围将由当前的应用程序扩大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三方联动”。  为了降低操作难度，《指南》明确： 未成年人模式入口应当设置在移动智能终端的醒目位置，满足用户一键切换需求。 在移动智能终端一键启动或退出未成年人模式后，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分发平台自动同步切换。   同时，《指南》还针对当前未成年人模式下单个应用程序分散计时、上网总时长不可控的现象进行了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表示，在此之前，单款游戏时间到了，孩子可以切换到另一款游戏，总时长不可控。而现在的未成年人模式，家长可以在手机上设置“封顶”总时长，一旦超过后，孩子就无法继续使用相应App。 16岁以下用户默认推荐每日使用时长不超1小时 在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的同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也指导相关的终端企业和平台在对未成年人模式进行技术升级。   在全面调研未成年人上网需求基础上，《指南》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出发，针对不同年龄段用户分别推荐了每日上网总时长，如： 在面向不满16周岁用户的未成年人模式中，默认推荐使用总时长不超过1小时； 在面向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用户的未成年人模式中，默认推荐使用总时长不超过2小时。 《指南》并要求终端企业和平台提供超时默认关闭、推送休息提醒等功能，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推荐时长以默认设置的形式呈现，家长可根据需要调整使用时长和时段。 与此同时，《指南》对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要求，指导企业及时修改可能造成沉迷的内容、功能和规则，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外链信息内容风险。 《指南》还要求，儿童智能手表、早教机、智能音箱等儿童智能设备，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可穿戴设备在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时，参照本指南有关要求，规范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时段、时长、内容和功能等设置，确保信息内容安全可控，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 来源：新闻联播

　　中新网11月7日电 综合路透社等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月7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称，澳大利亚政府拟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据报道，阿尔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拟议法律旨在减轻社交媒体对该国儿童造成的“伤害”。他补充说，该法案将于2024年被提交联邦议会。 　　报道指出，澳大利亚正在试验一种年龄验证系统，以帮助阻止儿童访问社交媒体平台，这是该禁令的一部分，禁令最早将于2025年年底生效。 　　阿尔巴尼斯说，“社交媒体平台有责任证明，他们正在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儿童)访问”。他还说，立法后，责任不会落在父母或青少年身上。   　　报道称，对于受使用社交媒体年龄限制的用户，即使他们获得父母同意，也将不会有任何豁免。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虽然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会损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但许多人对于全面禁止社交媒体平台的效果存在分歧。

因需要检测其是否患有狂犬病，美国纽约州网红松鼠“花生”被州政府没收并强制安乐死，而这一事件在美国大选中成为党派攻击的话题。 ▲松鼠“花生” 当地时间10月30日，纽约州环境保护局派遣至少六名警员，在耗时五小时搜查后，从派恩城居民马克·隆戈家中扣押了“花生”和一只名为“弗雷德”的浣熊。 官方称接获针对松鼠的投诉，需要检测非法饲养的野生动物是否携带狂犬病毒。两天后，当局宣布这两只动物已被安乐死，以便检测狂犬病，并称调查期间有一名工作人员被松鼠咬伤。 ▲松鼠“花生”和隆戈 据报道，“花生”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量超过60万。隆戈自去年4月起运营一处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饲养了300多只动物，包括马、山羊和羊驼。他表示，7年前目睹“花生”的母亲遭遇车祸后，他开始照顾这只失去家人的小松鼠。 得知“花生”被安乐死，隆戈十分震惊和悲痛，指责政府无视其请求，毫无同情心。他透露，扣押“花生”时，他正为其申请教育用途的动物注册。他目前已发起筹款，准备对州政府采取法律行动，现已筹得14万美元。 “花生”之死引发舆论热议。特斯拉CEO马斯克发文批评道，“政府越界，绑架并处决了一只松鼠。”他随后多次发文，称拜登政府为“没有头脑、没有心的杀戮机器”，并表示“特朗普会救松鼠”。 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也就“花生”之死猛烈抨击拜登政府，称：“我难以相信，纽约的民主党人杀死了‘松鼠界的马斯克’！”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在集会上表示，“花生”之死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优先事项的质疑。保守派批评人士认为，政府积极处理小事，而对犯罪、无家可归者和毒品等重大系统性问题却未予充分重视。

李女士告诉记者，她曾多次发现丈夫(现已离婚)刘某涛猥亵行为，又多次在刘某涛求情下动摇，如今她对自己曾经的软弱和轻信深感自责，也接受一切指责，自己将为女儿维权到底。 也是这次报警，李女士得知在两人结婚前，刘某…

  “老人不帮忙带娃”，这是整个社会和家庭需要共同面对、解决的综合性问题，而不只是老人或女性独立面对的困境。 作者 | Elise 编辑 | 腾宇 桃子酱 题图 | 《川流不“熄”》 清晨，刘阿姨轻摇折扇，走在通往公园的小径上。每走几步，就有熟人跟她打招呼。这是刘阿姨退休后常来的公园，每天8点，她会在这里和拳友一起打太极，享受晨练时光。与此同时，公园里也不乏推着婴儿车遛弯的老人。 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刘阿姨，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拒绝带孙的她，决定把退休生活留给自己。如今，有越来越多像刘阿姨这样的退休老人，在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尝试与后辈在育儿问题上达成平衡。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基于教育、养老、医疗、生育、托育等多方面压力，部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有所下降。他建议：“（他们）应抓住有效的生育期，借助亲友之力解决暂时的困难，以免错过最佳生育期。” （图/视觉中国） 郑秉文所指的“亲友”，通常指年轻人的父母。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父母理应帮助子女，照顾孙辈，并形成一种传承。但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里，老年人更倾向于摆脱照顾孙辈的责任，享受退休生活。他们正在以行动树立一个新标签——“新老人”。 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1962—1975年）出生的人，是“新老人”的主体。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4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9697万人。 这些“新老人”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向年轻人学习，积极适应数字化时代。大部分“新老人”表示自己很忙，这与公众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刻板印象——普遍清闲、孤独——有所不同。除了体育锻炼、旅行等线下活动，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忙于在线交流；还有超过20%的老人忙于上网学习，平均在线时长为每天2小时。 他们也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退休后，不用帮子女带孩子吗？” 隔代抚养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义务 刘阿姨生于20世纪50年代，每月退休金有上万元，加上没有房贷，生活相对宽裕、放松。退休后，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在老年大学上舞蹈课，参与书画协会的展览活动，组织老同学、老同事聚会，与朋友定期结伴旅游，等等。退休这几年，她去过西藏、新疆，冬天去东北滑雪，夏天去云南避暑。 刘阿姨的想法很有代表性：退休后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不是自愿承担照顾孙辈的任务。 与此同时，刘阿姨的独生女儿李楠正在陷入“丧偶式育儿”的局面：公婆以“退休后还需工作”为由，拒绝帮忙；丈夫则忙于创业，经常早出晚归，育儿重担落在李楠一个人身上。 李楠曾请母亲帮忙照顾孙子。尽管心疼女儿，刘阿姨还是婉拒了：“我年轻时是职业女性，吃了一辈子食堂，连饭也不会做。让我带孩子，比带项目还难。”刘阿姨建议女儿去月子中心坐月子，之后如果要请专业的育儿嫂，她来出钱。“照顾孩子方面，专业人士比我有经验。如果有经济困难，我可以提供一定的资助。我认为，老年人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儿女提供帮助，而不是无条件地全力以赴。” （图/《出走的决心》） 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多样化的退休生活，而不是绕着孙辈转。他们身体尚属健康，拿着退休金，正是有钱又有闲的时候，学习新技能，参与新活动，人生有无限可能。刘阿姨说：“退休后才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同样有价值，我们没有义务为子女照顾孩子。” 卢奶奶的情况和刘阿姨相似，她认为，“老年人带孙应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 61岁的卢奶奶是一名纺织厂退休工人，居住在广州。退休后，卢奶奶加入一个老年舞蹈队，每天和同伴一起排练，还受邀上过央视。她称自己的退休生活“非常忙碌”。 卢奶奶的丈夫是本地人，有一些可稳定收租的房产，爱好钓鱼，一出去就是一整天。而卢奶奶每天上午8点准时去珠江边和老姐妹们跳舞，10点半“收队”后再一起上茶楼喝茶。像卢奶奶这样的广州师奶，喝茶是她们每天最重要的行程之一，甚至可以说，“比起带孙子，喝茶才是正经事”。为此，她经常坐40分钟的公交车，从海珠区到荔湾区跟老姐妹们碰头：“那里的茶楼平靓正，很抵食（划算）。” （图/《郊游》） 在子女眼中，卢奶奶生活清闲，身体也不错，帮忙带孙似乎理所当然。但儿子提出请她帮忙照看2岁的孙子时，卢奶奶仔细考虑后拒绝了：“带孙太累了，我一怕带不动，二怕带不好。人老了应该享受自己的生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老年人不参与隔代抚养，这种情况在广州绝非少数。通常，这类老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不与子女同住，只有周末家庭聚餐时才有机会见一见孙子、孙女。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压力时，他们更愿意“出钱”而非“出力”。 这一代“新老人”对个体自由和退休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同时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诉求，而不再是牺牲自己的后半截人生。 育儿问题的张力 小麦夫妇都是85后，在上海生活。他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421”家庭结构中的夹心层。 小麦今年年初生了二胎，夫妻二人的生活更忙碌了：丈夫每天早上8点前把大宝送去学校，再以最快的速度在8点半前赶到公司。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没有给大宝报小学托管班，小麦负责大宝中午、下午的接送，与此同时，她还得把刚刚学会爬行的二宝带在身边。 二宝才半岁，如果请一个育儿嫂，每月需要额外支出7000—10000元，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小麦和丈夫也考虑过几家早教中心，希望找到合适的托管服务，但被一年10万元的高额费用劝退。 即将结束产假的小麦，正在为无人照顾孩子而发愁：“我们这一代人，要养4个老人和孩子。看似家里有6个大人，但因为和老人分开住，事实就是，两个孩子只有我一人来照顾。”育儿问题往往成为夫妻争吵的由头，小麦是否应该成为全职妈妈这件事，也被反复提起。如果没有老人帮忙，普通家庭的女性生育二胎后成为全职妈妈，似乎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背后，透露出深深的无力感。 （图/《全职》） 生育女性的困境一再重演，促使小麦进行思考：“什么样的家庭能让女性在生育后回归职场？一是经济条件允许，请得起保姆的家庭；二是有老人帮忙照顾孙辈的家庭。如果没有能力请保姆，又没有老人的帮助，双职工家庭可能需要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照顾孩子，而这个人往往是女性。” 最终，为了支持小麦重返职场，小麦的母亲离开家乡，来上海帮她带孩子。小麦的母亲姓张，今年70岁，退休前是一名教师。张老师说：“我的两个外孙都是我带大的。现在上海的家庭流行外婆照顾孙子，奶奶是几乎不参与的。” 张老师对老人不帮忙带孩子的原因也有清醒的认识：“婆媳关系大都存在问题，隔代教育的差异和矛盾是很难避免的。婆婆照顾孩子往往吃力不讨好，现在许多老人不愿意做。” （图/《再见我们的幼儿园》） 社交媒体上，关于“老人带娃”和“老人不带娃”的讨论，两种观点势均力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育儿经。在一线城市，职场压力大，保育系统不完善，房价和育儿成本高昂，年轻人不得不寻求老人的帮助，以减轻经济压力。如今老人们从以往的“无限连带责任”转变为结合实际情况的“有限度的帮忙”，从理所当然的奉献到有商有量的配合，是一种进步。 “如果这时候老人说‘谁的孩子谁带’，我会非常沮丧。”小麦说。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对小家庭来说是个挑战。年轻人要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变，更要面对因无法表达需求而哭闹的婴儿，这种慌乱，有孩子的人才能深刻体察。如何避免失衡，是每一个当代家庭都难以避免的命题。 老年人是年轻家庭的 第二个“妻子” 因为担心老人不愿帮忙，越来越多年轻人将“是否有老人帮忙带娃”作为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许多人因为难以承担育儿的重担，选择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面对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应充分利用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红利”，有专家如此建议。 然而，“新老人”并不愿意成为“红利”，而是用行动摆脱传统的规训，做出自己的选择。固然有人愿意为儿女分忧，但也有人渴望拥有自己的生活和空间，过上体面且丰富的退休生活，而不是陷入为子女无条件付出的轮回。 年轻人和老人的难处，都应该被看见、被理解。老人不愿意在卸下社会角色后，重新被嵌入一套忙碌的系统；年轻人则需要老人帮忙照顾孩子、分担家务，不但能省下保姆和托儿所的费用，来自老人的退休金还可以作为补贴，减轻家庭的整体经济压力。 （图/《川流不“熄”》） “老人不帮子女带孩子”，从来就不是个体问题，而是社会系统性问题。现代女性生育后都希望重返职场，一来避免与社会脱节，二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老人希望摆脱劳碌、被束缚的生活，在晚年找回自我；而作为家庭中受益最多的男性，应该看见并体察两代家庭成员的诉求，共同协商，形成更合理的家庭分工。社会则应予以整体性支持，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而不是抱持“抱怨—对抗”“投诉—无视”的二元立场。 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在《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一书中指出：在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配合儿子、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隐藏自己的喜好，压抑自己的需求，扮演着完美“妻子”的角色。 中国一直有隔代养育的传统，祖辈承担了年轻家庭中第二个“妻子”的责任。在传统观念中，老人帮忙带孩子可以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否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沈奕斐发现，这种影响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老人不带娃，会影响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子女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确实分身乏术，需要理解和支持。如果老人不帮忙，他们可能会对老人产生怨恨，导致关系疏远。另一方面，这会影响老人与孙辈的关系。老人如果不参与孙辈的成长过程，后者与他们不亲近，他们也容易产生失落感、孤独感。 （图/《郊游》） 沈奕斐认为，当代年轻女性在家庭中获得的权利和地位并非来自男性，而是来自上一代老人的让渡。她们从繁重的育儿和家务劳动中解脱，是因为家庭中的老年女性承受了这一切，但后者的牺牲、困境，鲜少被提及和重视。 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许琪在题为《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的调查报告中发现，与男性相比，老年人才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如果丈夫多做家务、多带孩子，并不一定能提升女性生育的可能性。真正能起作用的是老人，因为他们是夫妻之外的‘外部力量’，他们的参与才能真正缓解小家庭的压力，保证双职工家庭的工作能力和收入都少受影响。” 许琪指出，要想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国家与社会需要分担一部分生育压力，如提供能保障3岁以下幼儿基本安全的育儿托儿服务，出台分担由于女性职工生育造成的企业成本升高的措施，等等。这将有利于缓解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困境，也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 （图/视觉中国） “新老年人”选择不带孩子是个人权利得到重视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和个体自我实现需求的反映。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也没有一蹴而就的共赢方案。社会应提供更多支持，满足年轻人的育儿需求和期望，帮助老人追求自我价值。 张老师说：“等到孙子上小学，我就把抚育孩子的责任还给他们（子女），他们则把自由生活的权利还给我们。老年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父母辛苦大半辈子了，应该有闲适自在的晚年生活，不必再为儿孙操心费力。”

  “老人不帮忙带娃”，这是整个社会和家庭需要共同面对、解决的综合性问题，而不只是老人或女性独立面对的困境。 作者 | Elise 编辑 | 腾宇 桃子酱 题图 | 《川流不“熄”》 清晨，刘阿姨轻摇折扇，走在通往公园的小径上。每走几步，就有熟人跟她打招呼。这是刘阿姨退休后常来的公园，每天8点，她会在这里和拳友一起打太极，享受晨练时光。与此同时，公园里也不乏推着婴儿车遛弯的老人。 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刘阿姨，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拒绝带孙的她，决定把退休生活留给自己。如今，有越来越多像刘阿姨这样的退休老人，在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尝试与后辈在育儿问题上达成平衡。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基于教育、养老、医疗、生育、托育等多方面压力，部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有所下降。他建议：“（他们）应抓住有效的生育期，借助亲友之力解决暂时的困难，以免错过最佳生育期。” （图/视觉中国） 郑秉文所指的“亲友”，通常指年轻人的父母。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父母理应帮助子女，照顾孙辈，并形成一种传承。但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里，老年人更倾向于摆脱照顾孙辈的责任，享受退休生活。他们正在以行动树立一个新标签——“新老人”。 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1962—1975年）出生的人，是“新老人”的主体。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4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9697万人。 这些“新老人”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向年轻人学习，积极适应数字化时代。大部分“新老人”表示自己很忙，这与公众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刻板印象——普遍清闲、孤独——有所不同。除了体育锻炼、旅行等线下活动，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忙于在线交流；还有超过20%的老人忙于上网学习，平均在线时长为每天2小时。 他们也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退休后，不用帮子女带孩子吗？” 隔代抚养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义务 刘阿姨生于20世纪50年代，每月退休金有上万元，加上没有房贷，生活相对宽裕、放松。退休后，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在老年大学上舞蹈课，参与书画协会的展览活动，组织老同学、老同事聚会，与朋友定期结伴旅游，等等。退休这几年，她去过西藏、新疆，冬天去东北滑雪，夏天去云南避暑。 刘阿姨的想法很有代表性：退休后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不是自愿承担照顾孙辈的任务。 与此同时，刘阿姨的独生女儿李楠正在陷入“丧偶式育儿”的局面：公婆以“退休后还需工作”为由，拒绝帮忙；丈夫则忙于创业，经常早出晚归，育儿重担落在李楠一个人身上。 李楠曾请母亲帮忙照顾孙子。尽管心疼女儿，刘阿姨还是婉拒了：“我年轻时是职业女性，吃了一辈子食堂，连饭也不会做。让我带孩子，比带项目还难。”刘阿姨建议女儿去月子中心坐月子，之后如果要请专业的育儿嫂，她来出钱。“照顾孩子方面，专业人士比我有经验。如果有经济困难，我可以提供一定的资助。我认为，老年人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儿女提供帮助，而不是无条件地全力以赴。” （图/《出走的决心》） 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多样化的退休生活，而不是绕着孙辈转。他们身体尚属健康，拿着退休金，正是有钱又有闲的时候，学习新技能，参与新活动，人生有无限可能。刘阿姨说：“退休后才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同样有价值，我们没有义务为子女照顾孩子。” 卢奶奶的情况和刘阿姨相似，她认为，“老年人带孙应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 61岁的卢奶奶是一名纺织厂退休工人，居住在广州。退休后，卢奶奶加入一个老年舞蹈队，每天和同伴一起排练，还受邀上过央视。她称自己的退休生活“非常忙碌”。 卢奶奶的丈夫是本地人，有一些可稳定收租的房产，爱好钓鱼，一出去就是一整天。而卢奶奶每天上午8点准时去珠江边和老姐妹们跳舞，10点半“收队”后再一起上茶楼喝茶。像卢奶奶这样的广州师奶，喝茶是她们每天最重要的行程之一，甚至可以说，“比起带孙子，喝茶才是正经事”。为此，她经常坐40分钟的公交车，从海珠区到荔湾区跟老姐妹们碰头：“那里的茶楼平靓正，很抵食（划算）。” （图/《郊游》） 在子女眼中，卢奶奶生活清闲，身体也不错，帮忙带孙似乎理所当然。但儿子提出请她帮忙照看2岁的孙子时，卢奶奶仔细考虑后拒绝了：“带孙太累了，我一怕带不动，二怕带不好。人老了应该享受自己的生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老年人不参与隔代抚养，这种情况在广州绝非少数。通常，这类老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不与子女同住，只有周末家庭聚餐时才有机会见一见孙子、孙女。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压力时，他们更愿意“出钱”而非“出力”。 这一代“新老人”对个体自由和退休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同时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诉求，而不再是牺牲自己的后半截人生。 育儿问题的张力 小麦夫妇都是85后，在上海生活。他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421”家庭结构中的夹心层。 小麦今年年初生了二胎，夫妻二人的生活更忙碌了：丈夫每天早上8点前把大宝送去学校，再以最快的速度在8点半前赶到公司。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没有给大宝报小学托管班，小麦负责大宝中午、下午的接送，与此同时，她还得把刚刚学会爬行的二宝带在身边。 二宝才半岁，如果请一个育儿嫂，每月需要额外支出7000—10000元，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小麦和丈夫也考虑过几家早教中心，希望找到合适的托管服务，但被一年10万元的高额费用劝退。 即将结束产假的小麦，正在为无人照顾孩子而发愁：“我们这一代人，要养4个老人和孩子。看似家里有6个大人，但因为和老人分开住，事实就是，两个孩子只有我一人来照顾。”育儿问题往往成为夫妻争吵的由头，小麦是否应该成为全职妈妈这件事，也被反复提起。如果没有老人帮忙，普通家庭的女性生育二胎后成为全职妈妈，似乎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背后，透露出深深的无力感。 （图/《全职》） 生育女性的困境一再重演，促使小麦进行思考：“什么样的家庭能让女性在生育后回归职场？一是经济条件允许，请得起保姆的家庭；二是有老人帮忙照顾孙辈的家庭。如果没有能力请保姆，又没有老人的帮助，双职工家庭可能需要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照顾孩子，而这个人往往是女性。” 最终，为了支持小麦重返职场，小麦的母亲离开家乡，来上海帮她带孩子。小麦的母亲姓张，今年70岁，退休前是一名教师。张老师说：“我的两个外孙都是我带大的。现在上海的家庭流行外婆照顾孙子，奶奶是几乎不参与的。” 张老师对老人不帮忙带孩子的原因也有清醒的认识：“婆媳关系大都存在问题，隔代教育的差异和矛盾是很难避免的。婆婆照顾孩子往往吃力不讨好，现在许多老人不愿意做。” （图/《再见我们的幼儿园》） 社交媒体上，关于“老人带娃”和“老人不带娃”的讨论，两种观点势均力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育儿经。在一线城市，职场压力大，保育系统不完善，房价和育儿成本高昂，年轻人不得不寻求老人的帮助，以减轻经济压力。如今老人们从以往的“无限连带责任”转变为结合实际情况的“有限度的帮忙”，从理所当然的奉献到有商有量的配合，是一种进步。 “如果这时候老人说‘谁的孩子谁带’，我会非常沮丧。”小麦说。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对小家庭来说是个挑战。年轻人要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变，更要面对因无法表达需求而哭闹的婴儿，这种慌乱，有孩子的人才能深刻体察。如何避免失衡，是每一个当代家庭都难以避免的命题。 老年人是年轻家庭的 第二个“妻子” 因为担心老人不愿帮忙，越来越多年轻人将“是否有老人帮忙带娃”作为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许多人因为难以承担育儿的重担，选择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面对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应充分利用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红利”，有专家如此建议。 然而，“新老人”并不愿意成为“红利”，而是用行动摆脱传统的规训，做出自己的选择。固然有人愿意为儿女分忧，但也有人渴望拥有自己的生活和空间，过上体面且丰富的退休生活，而不是陷入为子女无条件付出的轮回。 年轻人和老人的难处，都应该被看见、被理解。老人不愿意在卸下社会角色后，重新被嵌入一套忙碌的系统；年轻人则需要老人帮忙照顾孩子、分担家务，不但能省下保姆和托儿所的费用，来自老人的退休金还可以作为补贴，减轻家庭的整体经济压力。 （图/《川流不“熄”》） “老人不帮子女带孩子”，从来就不是个体问题，而是社会系统性问题。现代女性生育后都希望重返职场，一来避免与社会脱节，二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老人希望摆脱劳碌、被束缚的生活，在晚年找回自我；而作为家庭中受益最多的男性，应该看见并体察两代家庭成员的诉求，共同协商，形成更合理的家庭分工。社会则应予以整体性支持，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而不是抱持“抱怨—对抗”“投诉—无视”的二元立场。 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在《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一书中指出：在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配合儿子、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隐藏自己的喜好，压抑自己的需求，扮演着完美“妻子”的角色。 中国一直有隔代养育的传统，祖辈承担了年轻家庭中第二个“妻子”的责任。在传统观念中，老人帮忙带孩子可以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否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沈奕斐发现，这种影响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老人不带娃，会影响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子女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确实分身乏术，需要理解和支持。如果老人不帮忙，他们可能会对老人产生怨恨，导致关系疏远。另一方面，这会影响老人与孙辈的关系。老人如果不参与孙辈的成长过程，后者与他们不亲近，他们也容易产生失落感、孤独感。 （图/《郊游》） 沈奕斐认为，当代年轻女性在家庭中获得的权利和地位并非来自男性，而是来自上一代老人的让渡。她们从繁重的育儿和家务劳动中解脱，是因为家庭中的老年女性承受了这一切，但后者的牺牲、困境，鲜少被提及和重视。 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许琪在题为《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的调查报告中发现，与男性相比，老年人才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如果丈夫多做家务、多带孩子，并不一定能提升女性生育的可能性。真正能起作用的是老人，因为他们是夫妻之外的‘外部力量’，他们的参与才能真正缓解小家庭的压力，保证双职工家庭的工作能力和收入都少受影响。” 许琪指出，要想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国家与社会需要分担一部分生育压力，如提供能保障3岁以下幼儿基本安全的育儿托儿服务，出台分担由于女性职工生育造成的企业成本升高的措施，等等。这将有利于缓解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困境，也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 （图/视觉中国） “新老年人”选择不带孩子是个人权利得到重视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和个体自我实现需求的反映。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也没有一蹴而就的共赢方案。社会应提供更多支持，满足年轻人的育儿需求和期望，帮助老人追求自我价值。 张老师说：“等到孙子上小学，我就把抚育孩子的责任还给他们（子女），他们则把自由生活的权利还给我们。老年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父母辛苦大半辈子了，应该有闲适自在的晚年生活，不必再为儿孙操心费力。”

陕西安康紫阳县一名13岁女孩韩某某失踪多日，其家长曾报警求助并发布寻人启事。4月6日，紫阳县汉王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韩某某的遗体已经找到，具体死亡原因有待警方调查。有消息称女孩遗体是在4月5日下午在河…

根据王俊及石人炳发表在2021年第4期《人口与经济》上的论文《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使用CFPS 2010—2018年5期追踪数据研究发现，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总收入（包…

根据王俊及石人炳发表在2021年第4期《人口与经济》上的论文《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使用CFPS 2010—2018年5期追踪数据研究发现，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总收入（包…

孩子们都表示和爸妈一起睡才睡得香、睡得踏实，爸妈们也表示尊重孩子的想法，还能跟孩子一起多少年呢，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就好，不想用所谓的分房睡年龄框住孩子，顺其自然，到时候，想让孩子跟自己睡都被嫌弃了。当他不接纳…

近日，一幼童的母亲在网络上称，幼童遭到“后妈”虐待，身上有多处伤痕，如今在ICU病房内，被诊断为脑死亡。 9月4日，经现场走访，红星新闻记者确认，该幼童为男孩，仍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医院ICU病房接受治疗。…

该家长告诉海报新闻记者，孩子所上的幼儿园是金水南源幼儿园，是大同市一所公办幼儿园。 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金水南源幼儿园是一所公办幼儿园，该园的续建工程还被列为大同市平城区2021年十件民生实事。 该工作人员表…

上海虹口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虽然就离婚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均不愿抚养长女，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如果双方离婚将不利于女儿的健康成长，法院对双方要求离婚的诉求不予支持。 上海虹口法院表示，父母既然生育了子女…

“姐姐，这是我给爸爸写的谅解书。”一个稚嫩的声音从检察官的身后传来，小女孩颤抖着将一份亲笔书写的谅解书递到了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手上。 这已经是小花(化名)第三次来检察机关给她的爸爸递交谅解书了。检察官面对眼前这个眼神里充满了无助与惶恐的女童，还有站在她身后苦苦哀求的奶奶，心疼又无奈地说“我们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意见的，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您不要再让孩子送材料过来了”。 小花为何要给父亲亲笔书写谅解书?是什么原因让小花眼神里充满了无助与惶恐?2024年7月26日，于洪区人民检察院向记者披露了一起未成年人被性侵害案件的办理过程，最终让被害人小花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勇敢面对人生。 亲笔书写谅解书为哪般 小花今年12岁，本该如同花朵般含苞待放的年龄，可是在她的脸上看不见一点儿阳光，眼神里充斥着阴郁。 小花6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妈妈从此失去了联络，爸爸组建了新的家庭，小花和奶奶一起生活，偶尔爸爸会把小花接到自己家中。 但是，从2023年8月开始，爸爸却将魔爪多次伸向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小花最终鼓起勇气将此事告诉了学校的德育老师，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小花报了警。2023年11月，小花爸爸因涉嫌强奸罪经公安机关侦查移送至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提请批准逮捕。小花爸爸被逮捕后，小花奶奶为帮助儿子减轻处罚，多次要求小花亲笔书写谅解书，并多次到检察机关要求见检察长、办案检察官，想通过孩子博得同情，为儿子开脱。 通过被奶奶要求书写的谅解书内容，检察官感受到小花的无助绝望和即将扭曲的三观，更令检察官担忧的是，这么小的孩子三观尚未形成，如果不及时引导和教育，孩子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成长下去，未来的道路将会充满怎样的艰辛和坎坷? 检察官多方寻母 在心理援助中心的老师为小花进行心理疏导后，检察官试探性地问：“你还记得你的妈妈吗?如果还能和妈妈一起生活，你愿意吗?”小花眼里漾着泪花说：“我已经快记不得妈妈的样子了，但是我很想她，可是奶奶年纪大了，也需要我的照顾。” 检察官决定帮助小花找到母亲。因多年失去联络，小花爸爸和奶奶都不知妈妈的去向，检察官联合公安机关、民政部门，通过多方调查，终于找到了小花亲生母亲的联系方式，通过联系得知，小花妈妈已经去另一个城市生活，组建了新的家庭并又育有一女。 为避免伤害孩子的感情，检察官先与小花妈妈沟通，询问是否同意将小花带到身边抚养。之后又询问小花是否愿意到另一个城市和妈妈一起生活。最后又劝解小花奶奶，孩子需要更好的照顾和教育，小花和妈妈一起才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在检察官的不懈努力下，小花终于来到母亲身边，小花也表示会经常回来看望奶奶。新的家庭都很欢迎小花的到来，小花的生活里终于又有了欢声笑语。 联合教育部门助转学 小花将要到新城市继续自己的学业，但是离婚时小花妈妈没有取得抚养权，转学遇到了难题。教育部门建议小花妈妈通过撤销监护权的方式取得小花的监护权。检察官积极与新城市的教育部门取得联系，经沟通，教育部门和学校同意由检察机关出具小花爸爸的涉案证明，再协助取得小花爸爸将监护权委托小花妈妈的委托书，以此办理小花的转学手续。现在，小花已经在新城市有了新家，在新学校有了新同学，小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健康快乐的学习和生活。 该案办理过程中，于洪区人民检察院“洪心向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组一直关注小花的身心健康，前不久，检察官接到了小花的来电，她在电话中高兴地说道：“谢谢你，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在新家庭和学校都很开心，大家对我都很好，我再也不害怕了!” 2024年4月，小花爸爸被法院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其行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该案主办检察官王莹表示，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需要听取被害人及监护人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小花书写的谅解书，有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在未得到监护人的认可且未取得赔偿的情况下，是不能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的。 “办理一起案件，帮助一个孩子，挽救一个家庭是未检人努力的方向。“洪心向阳”团队会用心、用情将每一朵小花托举在阳光下，让小花们向阳、健康、快乐成长。”王莹如是说。 来源：法治日报

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发布6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统计数据。 6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3.2%，较上月下降1.0个百分点，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4%，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0%，与上月持平。 其中，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均连续三个月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

高考、出成绩、报志愿，历时一个多月，彻底跨过这场人生大考的高考生终于迎来了放松时刻，开启了升学前的两个月假期。这些准大一学生开始了自己的规划，考驾照、暑期旅行、学习化妆穿搭……中新网采访发现，由此产生的“准大一账单”，难倒了一些家长。 一学生列出的高考后消费清单。图片来源于网络 01 暑假“烧钱大战”上演 高考后解放的不仅是精力和情绪，还有消费欲。无论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出门看看，还是购置一批期待已久的东西，其中都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准大一的我该和父母申请多少预算？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准大一账单”，包括价值上万的电子设备、价值上千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和同学去毕业旅行以及报名驾校的费用等等。从未接触过如此大一笔钱的学生们感叹，“原来高考后的消费才是最大的”。 然而，面对这笔准大一消费，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家长看到子女的高考分数后痛快地转账，而有的家长面对孩子开出的购物清单犯了难。 今年的高考生朋朋就告诉中新网，高考后，她列出了一张一万多元的清单，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手机和电脑的费用，母亲在她申请经费时犹豫了起来。她这才意识到，原来母亲并不能一下子拿出来几千甚至上万元。 不仅是高考生家长，随着暑假到来，“神兽出笼”让众多家长背上了一笔账。国内外出游、高校研学团、各类兴趣班……孩子们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需要家长为其“负重前行”。 02 “准大一账单”，谁来买单？ 高考结束后，这届准大一学生站上了未成年与成年的交界点。此时，家长是否还应该为孩子的“准大一账单”买单？ 在社交平台有关“准大一账单”的讨论下，有人认为，一些孩子要这要那，甚至动辄要求配齐“苹果全家桶”，否则家庭矛盾一触即发，这些孩子不懂得体谅父母，作为成年人应学会自力更生，也有人认为家长应该兑现考前许下的承诺。 即将上大学的苗苗对此深有体会。她对中新网说，家长在高考前答应给自己换一部新手机，但高考结束后却没有兑现，她决定通过打暑假工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比起新手机，更重要的是，我希望爸妈能够开诚布公地跟我聊一聊家里的经济情况，这样我才能更合理地规划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 一位准大一学生的家长就谈到，已经定好了孩子上大学后每月的生活费——2500元，这是她和孩子共同作出的决定。由孩子列出上学期间的每一笔花销，说明自己的各项需求，再根据家庭预算综合考虑。 03 家庭教育这笔账，该怎么算？ “准大一账单”问题背后，折射出一个家庭中父母的经济情况与孩子的消费观念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家庭教育这笔账，应该怎么算？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新网表示，高考之后这一阶段，孩子的消费欲望快速增长，这是家长对其进行教育的一个机会。 “孩子最终还是要走向社会的，高考之后这段时间，一方面可以允许孩子定额消费，另一方面要让他们选择哪些消费项目是有必要的，而哪些是不必要的，这对培养孩子对家庭的责任意识具有一定作用。”储朝晖表示，这段时间中，父母和孩子之间产生分歧是正常的，应教育孩子与父母共同担当家庭责任。 同时，他还提到，家长可以向孩子分享和分析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开支，让他们知道未来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近日，5岁男孩小俊（化名）来到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就诊。小俊双眼最佳矫正视力分别为：左眼1.0，而右眼仅有0.05，几乎接近失明。原来小俊爸爸在网上买了一支激光笔，被孩子偷偷拿出来玩。医生检查发现眼底黄斑区功能…

7月1日，亚羽联和印尼羽协发布公告称，在印尼举行的2024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小组赛中，中国羽毛球队的17岁小将张志杰突然晕厥，送医后不治身亡，因抢救无效去世。 亚羽联和印尼羽协在公告中写道：“中国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