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贵元强制猥亵他的学生王迪，并要求与她发生性关系。因王迪拒绝，王贵元在其后两年多时间里对王迪多次进行打击报复，并威胁她不能毕业。王迪忍无可忍，因此于去年7月21晚在b站等平台发声。同时她请她的一位男性朋友帮他发声（这位男性朋友正在运营一个有两千多人的QQ群）。他迅速组织群友帮王迪发声，当晚便使此事件登上微博热搜。经过两天时间发酵，王贵元在7月24号上午被解聘。因为当时我是这QQ群的两千多名群友之一，我成为第一批知道这件事并积极为王迪发声的马列毛主义者。在这个事件中，除了极少数男性，其他人几乎都谴责王贵元的所作所为。
我在《王贵元性骚扰学生，这只是反映男女矛盾的偶然事件吗》是这么评论王贵元性骚扰学生事件的：“根据从《黑与白》得到的经验来看，首先王贵元事件不是偶然事件，更不存在学生诬陷导师。在这四十多年来，很多弱势群体都是在无法继续忍受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损害后才会想办法举报某些统治阶级成员。但这些群体很多时候得不到满意的结果，王胜利代表邳镇砖瓦厂员工阻止厂长巴光明侵占工厂利益的行为，结果尽管巴光明失去厂长职位，但工厂早已成为废墟，而巴光明早就在市区买房了；骆正为被强迫离开家园的原娘子岛村民多次上访，结果被娘子岛的打手打成重伤。尽管娘子岛开发背后的领导仕途因此受到影响，但村民们依然无家可归；王晟因为揭露政协委员武伯仲的江湖骗子真面目而坐三年牢，顾筝因为在法庭为王晟辩护而丢了工作。尽管最后武伯仲背后的集团被新任省委书记陈沂蒙查处，但除了选择自杀的武伯仲外，其它的集团成员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真正影响，陈沂蒙后来反倒因为被认为阻碍改革开放而被调离东江省……因此王贵元性骚扰学生事件只是自民国时期以来学阀利用权力对学生进行阶级压迫的历史的一个小逗号……在教员的遗志下我们依然会继续为我们无产阶级的未来斗争，为每一个被损害的人斗争。希望王迪学姐能找到一个让群众满意的新导师，并顺利毕业。”
当时我认为女性故意诬陷男性对她性骚扰的情况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小C事件后，我作出了新的思考。现在，我认为我过去抱有的女性故意诬陷男性对她性骚扰的情况可以忽略不计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在某些女性诬陷我们左派男性进行性骚扰后，才对弦子诬陷朱军性侵等事件有所思考。尽管我们不能忽视女性故意诬陷男性对她性骚扰的情况，不能否认田园女权思想已经通过微博、豆瓣、公众号等互联网平台，《消失的她》等影视剧，悄无声息地对不少年轻女性产生影响，但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我们左派男性肯定不能像简中劳保（以粉红、神神、皇汉为主的大陆极右翼分子）一样，打着所谓“与女权斗争”的旗号，妖魔化女性，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男女对立这个互联网粪坑了。
在当下，男女高度对立的现象在互联网已经存在多年，而且总体趋势是愈演愈烈。当弦子诬陷朱军，导致朱军事业一落千丈，自己却饱恰多年流量时，当川大女硕士诬陷农民工偷拍她，被全网男性讨伐时，当胖猫事件爆火全网时，厌女声音的声量就会大幅上涨。当咪蒙、杨笠等借着女权口号宣扬蔑视底层男性的大V爆火时，当《消失的她》这类宣扬富生善心、穷生恶心的影视剧爆火时，厌男声音的声量就会大幅上涨。而且在这些事件中，不乏男权主义者与田园女权的相互斗争。如果我对那些男权主义者，田园女权说男女对立的根本在于阶级矛盾，这些人只会说我是SB，更何况现实中很多人早就把阶级矛盾看成纯属虚构的概念。对此，很多人不禁感慨：“现在的互联网怎么这么乱七八糟？” 很多人还会想道：“国家怎么不采取手段，将互联网男女对立的言论直接消灭？”
在对互联网的乱象进行多年思考后，我在以人工智能及其影响为主题的人境院写作研修班第二次讨论课上，发表以下观点：“我觉得 AI 不只会带来财富储备分化的加剧，还会带来知识储备分化的加剧，不利于人民群众觉醒……在古代，普通群众能够知道他们知识储备的局限。现代社会的普通群众，在信息茧房的限制下，连自己有多无知都不知道了。我后来想到信息茧房很大程度上就是由 AI 技术造成的广大底层劳动者在上网时就已经被 AI 技术严重限制，更难以获取有利于他们的消息，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只要足够有权有钱，就可以利用AI技术制造胖猫事件之类的虚假热门事件，在无形中阻止百姓关注恒山落石等安全事故。也就是说，在当下AI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让你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它想控制某件事情的舆论就能控制某件事情的舆论，AI技术的发展对阻碍群众觉醒起到很大作用。”后来我发现自己在无意识中，运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找到了当代男女对立的根本成因。
1969年，阿尔都塞在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等人对于国家和意识形态所做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阿尔都塞写道：“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而且同时还要求……将工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顺从的态度再生产出来，以及要求将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再生产出来，让他们也会“用言语”为统治阶级的宰制做好准备。”这就需要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来发挥作用。马列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阶级斗争的目标在于争夺国家机器的使用权。而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主要包含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是学校），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等），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等）等方面。跟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相比，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多样的、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它们主要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因为很多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看上去是私有的，表面独立的，因此它们能更好地传播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更好地分化群众。
在我看来，AI在这个时代能起到的作用常常是被严重高估的。首先所谓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或者说计算机革命）没有在能源利用上作出巨大突破，它只是电力使用技术的延伸，因此第三次科技革命本身名不副实。而AI只是计算机技术的延伸，因此第四次科技革命更名不副实。我认为在这个时代AI主要功能只有两个，一个是替资本家降低生产成本，另一个是充当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是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对统治者有利的一面远大于它能给百姓的那点好处。
尽管AI的大数据推广技术对王迪学姐等人的维权行动产生过积极作用，但AI在互联网上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无形中传播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分化人民群众。在这个网络高度发达的针尖型社会（即不到1%的富人掌握超过三分之二社会财富的社会）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者需要着力传播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分化人民群众，因此他们本身对AI技术有高度的依赖。而且东大那种以通三统为中心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强行将四种（封建社会思想，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改开后的新自由主义主流思想，FXS主义主流思想）不同思想缝合在一起，导致其本身有无数含糊不清，没有明确态度的内容。因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者更需要利用AI技术向社会各群体传输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只能根据某个思想是否在互联网上有很多流量，是否会遭受来自XX的沉重打击来判断这个思想在互联网上的真实地位。
男女对立本身就是一种能很好分化人民群众的话题，而田园女权思想的传播有利于女性回归家庭，套牢无数男性，男权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利于对抗真正的女权主义思想，因此这两种思想必然在互联网上大肆流行。虽然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一直长期存在，但只要我们稍微仔细观察，便能发现互联网上的男女对立现象大多数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前面我说的咪蒙、胖猫等乌烟瘴气的事物在互联网的爆火背后就是有AI大数据传送技术的高度支撑。尽管咪蒙团队被封过一次号，但它后来创作了短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获得无数爱国流量；虚构“捞女”谭竹的胖猫姐虽然最后被封号了，但她已经靠虚构胖猫事件赚了很多钱。而男权主义思想在互联网上更是畅通无阻，这与政府封杀大批女权主义媒体、组织，抓捕大批女权主义活动家的行为（比如东大metoo运动发起者在去年被判刑）是不谋而合的。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男女对立思想之所以在互联网上很流行，是因为XX需要用它来大幅分化人民群众，转移社会矛盾。这在胖猫事件中，尤为明显。因此，男女对立思想根本无法靠政府来清除。相反，在无产阶级取得解放之前，包括男女对立思想在内的很多无利于群众的思想必然会一直在互联网上有很大流量。
都说技术是把双刃剑，在垄断资产阶级政权，AI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起到的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但在无产阶级政权里，AI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起到促进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作用。因此，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让AI真正促进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