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0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发起，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旨在培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艺术人才。从木刻版画到新秧歌运动，从《白毛女》到《南泥湾》，鲁艺师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为中国文艺注入了蓬勃生命力。2002至2012年的十年间，作者先后采访了40多位延安时期的老艺术家，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讴歌时代”使命的呼唤。

　　距延安市中心区5公里处的桥儿沟，有一座很有名的大教堂，教堂周围十几孔土窑洞构成一个完整的院落。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旧址。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7年，由毛泽东、周恩来、周扬等9人领衔发起。1938年8月，鲁迅艺术学院从北门外迁到这里，设立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系，教职员队伍也迅速扩大到二三百人，成为根据地培养艺术人才和文化干部的最高学府。

　　鲁迅艺术学院（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

　　毛泽东给鲁艺“吃小灶“

　　1942年5月30日，在文艺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来到鲁艺。这个院落中间当年是一个篮球场，毛泽东就在篮球场上给鲁艺师生们作了一次生动的演讲。师生们在露天的院子里席地而坐，有的侧耳倾听，有的埋头记笔记，毛泽东被青年们三面环绕，背后是一块简陋的黑板，他一手叉腰，很随意地谈着什么。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演

　　我曾在北京采访电影艺术家于蓝，她对毛主席的这次演讲印象很深：

　　毛主席在座谈会后不久，到鲁艺来，中央同志说，主席的讲话还没有发表，主席给我们鲁艺“吃个小灶”吧，意思大家都没有吃到，先给我们吃到，主席答应了。就在我们篮球场那个地方，主席站在那儿讲话，我就坐第一排地下，主席（衣服上）的大补丁我都看很清楚……

　　初到延安时的于蓝

　　采访罗工柳先生时，他回忆说：

　　毛主席讲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鲁艺是个小鲁艺，整个的生活，前方的、后方的生活才是大鲁艺……不要光呆在鲁艺了，你们赶快下去吧，下乡，到生活中去。还有一个意思，他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鲁艺的问题就是看不起前方的普及工作，普及工作是个苗苗，你们千万不要把苗苗踏死了，大树是从苗苗长起来的，没有苗苗，你的大树是不可能有的。

　　“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

　　最早实践毛泽东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思想的，当属在鲁艺率先发展起来的木刻版画艺术。

　　力群、江丰、胡一川、彦涵、罗工柳和陈铁耕等大批大后方青年木刻家来到延安后，使木刻在延安成为一种相当普及的美术形式。他们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表现解放区崭新生活的木刻作品，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并为解放区艺术在全国赢得了很大荣誉。

　　1942年10月，在重庆展出的解放区木刻画展引起强烈反响。徐悲鸿在参观画展后激动地写道：“我在中华民国31年10月15日下午3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即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这时的古元23岁，当时正在延安郊区一个叫碾庄的小山村担任乡政府的文书。他不会想到，徐悲鸿会给他这样高的评价，他仍一如既往地在乡政府里忙碌着，兴冲冲地把自己的作品贴在老百姓的炕头上。

　　古元的木刻版画《斗地主》

　　在古元的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夫人蒋玉衡，她说：

　　古元经常把自己刻好的作品贴在老乡的炕头上，请他们提意见。老百姓就从非常实际的生活习惯当中给他提出来。比如，老百姓说这个脸怎么是阴阳脸，一边白一边黑，好像我们平常看到的不是这样，古元以后就不再画阴阳脸了。还有一次他画了一个牧羊儿童，赶了一群羊，老百姓看了以后说，这个牧羊的小伙子应该带一个口袋，有的时候羊在山坡上吃草的路途中就生小羊了，回来的时候就把小羊用口袋背回来，后来他画牧羊人就画一个放羊的口袋，还带条狗。他的木刻画成为民族画、中国画，就是吸收了老百姓的意见和老百姓的欣赏习惯。

　　后来，古元的版画艺术誉满全球，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古元几次回到碾庄，看望他熟悉的老乡和启发了他艺术灵感的黄土地。

　　鲁艺家的秧歌火遍延安

　　毛泽东“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鲁艺“关门提高”的偏向，使鲁艺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率先迈出了第一步，这第一步就是迅速传遍陕北乃至全国各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新秧歌运动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配合了陕甘宁边区正在掀起的大生产运动。鲁艺秧歌队成立后不久，就创作出轰动一时的《兄妹开荒》和《南泥湾》。

　　鲁艺秧歌队创作的《兄妹开荒》

　　1942年春节，鲁艺秧歌队和延安其他几家比较有名的秧歌队到杨家岭进行汇报演出，杨家岭沟外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正在坡上窑洞里伏案读书的毛泽东听到坡下的锣鼓声，也兴奋地跑了过来。

　　著名作曲家李焕之的夫人李群也是秧歌队的活跃分子，提起鲁艺的秧歌队，她非常兴奋地说：“我们鲁艺的秧歌队非常出名，老乡高兴极了，非常喜欢看，看一场还不够，有的自己拿着干粮和水，跟着我们后头，我们演出多少场，他们就看多少场，然后再跟着我们回来，都称我们是鲁艺家的秧歌。”

　　谈起到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时，蒋玉衡老人说：“到了三五九旅非常受欢迎，三五九旅分好几个地方，我们每个地方都去劳军，我们歌词唱的都是三五九旅的好事，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吸收了陕北民歌创作而成的《南泥湾》，以高亢优美的旋律唱出了延安军民艰苦奋斗的乐观主义精神，成为解放区音乐的代表作和中国民族音乐的经典。

　　2002年，古元夫人蒋玉衡在家中接受采访

　　新民歌和《王贵与李香香》

　　位于延安以北200公里黄河边上的绥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也是陕甘宁边区5个分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区。这里人口稠密，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陕北的民歌之乡，著名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赶生灵》都诞生在这里。

　　为了推动群众文艺的发展，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鲁艺等5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组成5个文艺工作团，到陕甘宁边区的5个分区巡演。1943年底，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率领的鲁艺文工团来到绥德，他们一面巡回演出，一面深入广大农村，搜集整理出许多流传至今的民歌作品。

　　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已经92岁的张庚老人，他说：”绥德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那里学校很多，知识分子也很多，我们去就是把新秧歌带去，也不完全给老百姓演戏，让这些知识分子学咱们编的新秧歌、新戏，这样把那边的群众文艺都带起来。除了演戏以外，收集民歌、故事，也是一个任务。“

　　至今广为传唱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就是由鲁艺工作团帮助整理后带回延安流传起来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绥德城外三十里处的三十里铺村。绥德一中的退休教师朱继德酷爱陕北民歌，对《三十里铺》的来龙去脉颇为清楚，他带我们来到三十里铺村，找到了歌中唱到的主人公王凤英住过的窑洞。这个感人的爱情故事，随着这忧伤的旋律从绥德传遍全国。

　　除了《三十里铺》外，由民间歌手创作的《东方红》《十绣金匾》《万丈高楼平地起》等民歌，也都是经鲁艺的音乐工作者整理加工后四处演出流传起来的。

　　1946年9月22日—24日，《解放日报》文艺版连载了以信天游民歌形式创作出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叙事诗的作者李季当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诗人。

　　1940年，李季来到陕甘宁边区偏远落后的三边地区工作，一呆就是六七年。期间，李季担任过小学教师、县报编辑、县长秘书，对三边地区的风俗民情有了深入了解，而最让他喜爱的，还是在三边地区广为流传的信天游。李季回忆：我简直被这单纯而深刻的诗句惊呆了，像近了童话中所说的宝山一样，惊叹民歌这个艺术宝藏的丰富无比。他每到一处，就把能听到的信天游认真地记下来，收集大量民歌素材，之后创作出了这首被郭沫若称为“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的作品。

　　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战斗了5年多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此时临近党的七大召开，鲁艺师生正在准备为七大献礼的节目。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河北阜平一带带回的“白毛仙姑”的传说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2002年，我在北京拜访了著名诗人、《白毛女》主创贺敬之。贺敬之是山东人，1940年到延安，当时只有16岁，他谦虚地称自己在延安是小字辈。他为我们介绍了《白毛女》的创作经过：

　　周扬同志提出是不是可以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写一部歌剧，这样以张庚同志为首，就把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创作组，创作组是在周扬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的。整个创作组包括剧本的执笔、主要的音乐作者、还有几位导演。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扫除文盲、反对迷信的运动，所以有人提出这是一个反迷信的好题材。我们创作组讨论以后觉得这个题材的意义不在于反迷信，而是一个反对剥削、压迫，人民翻身的题材。

　　邵子南同志写了一个初稿，后来经过领导和群众的讨论，觉得还不成熟，故事的结构、人物的塑造都需要重写，重写的时候邵子南同志就离开去做别的工作了，就由我来负责文字，执笔写作。第一遍稿子之后，要增加原来的一个尾声，要改成一个群众斗争的场面，这时候我病了，就由丁毅同志来执笔。

　　《白毛女》的作曲者之一张鲁这样给我们谈到《北风吹》的创作过程：我和马可、瞿维、向隅负责作曲，作了几次，周扬和张庚同志都很不满意。张庚催得很紧，因为演员们都等了好几天，不能再等了。我苦思冥想也想不出，真是苦恼极了，自己一个人每天到延河边和山坡上散步，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贺敬之同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喜儿开头的曲子最好用河北民歌的调子，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对呀，河北民歌里不是有一段有名的“小白菜”吗？我根据喜儿小姑娘活泼好动的性格，把“小白菜”的调子加快了几个节拍，很快就写出了《北风吹》。

　　2002年，《白毛女》编剧之一贺敬之在家中接受采访

　　1945年4月，《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和观众见面了。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一是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二是黄世仁应当枪毙；三是艺术上是成功的。

　　贺敬之还给我们谈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

　　关于最后黄世仁怎么处理，争论很大，有不同意见。我作为主要执笔者，我就拿不稳。最后正式公演的时候我们就是听了这样一些意见，说不要枪毙了，不要做得太过了，斗争一下，群众出出气就行了。

　　很多在鲁艺看排演的同学、老师，还有鲁艺所在的那个村子桥儿沟，天天来看排演的群众，都不满意，说不应该这样处理。公演以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吃饭的时候，我排在前头了，炊事员同志说：“是你呀，行了，黄世仁不枪毙，我今天少给你点儿饭。”他有意见呢，还拍着那个勺子说，这还能不枪毙！可见中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是一致的。

　　从《白毛女》演出的头一天起，创作组就相继收到各方来信，连同《解放日报》转来的批评文字，多达15万字。创作组广泛吸收群众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贺敬之深有感触地说：在反映群众、服务群众、为群众的艺术中，群众是主角，是批评家，有时候是直接的创造者。

　　就在《白毛女》诞生的前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也在解放区诞生。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和电影，在短短几年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杰出的文艺作品不但成为中国文艺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生动、真实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