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辩证法的原则，一切事物的发展均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逐步累积过程，腐败现象亦不例外。换句话说，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腐败的发生是必然的，并且呈现一种逐步加剧的趋势。然而，从逻辑学的视角来看，腐败的源头在于权力的滥用，而这种滥用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因此，只要建立健全的分权制衡和监督体系，腐败问题便能得以解决。遗憾的是，苏布政权建立后，却首先对逻辑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取消了学校的逻辑学课程，其目的之一就是利用辩证法来掩饰自身的腐败行为，其中“增量腐败”这一概念的提出尤为引人注目。尽管腐败是俄罗斯民族的传统顽疾，也是东正教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俄罗斯历史上的官僚体制。
俄罗斯历史中长期实行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使得官员特权化，而腐败正是特权的伴生物。腐败的恶性循环和难以根除，成为历届沙皇政权崩溃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俄罗斯民众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苏布一直标榜自己是腐败的天然敌人，是腐败的终结者。在夺权过程中，苏布不断宣称一旦建立政权，俄罗斯土地上的腐败现象将不复存在。
1917年俄历10月，苏布政权建立，俄罗斯人民本以为长期困扰他们的腐败问题将得以解决，却不料迎来的是腐败的新一轮增长。苏布政权成立的第二个月，腐败现象便开始泛滥。针对苏布的腐败状况，一位著名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增量腐败”这一术语，无情地揭露了苏布的谎言。据契卡披露的资料显示，1918年苏布基层干部挪用公款的比例高达71.2%。当时，苏布挪用公款并不被视为犯罪，而是被称为财产错误。
1921年，契卡判处贪腐罪69641件，考虑到1921年苏布的成员仅有20多万人，这一数字令人震惊。此外，还有一些腐败行为并未被视为犯罪，如公车腐败、住房腐败、医疗腐败、餐饮腐败等。1920年，苏布九大召开，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愤怒地指出苏布的医疗腐败已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苏布官员的亲属占据了疗养院，不论是否有病，长期居住半年以上，甚至组团前往德国治疗和疗养，而普通工人却疾病缠身，仍需辛勤劳作。
为了阻止腐败现象不断攀升的趋势，1918年苏布颁布了首个反对受贿的法律，将受贿行为定为犯罪。然而，由于刻意曲解腐败的成因，并且忽视法治体系的构建，苏布的反腐败斗争在1922年以后仅剩形式，苏联的腐败现象开始有计划地加剧。
例如，苏布的福利政策不断超越原有界限，建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取消了干部工资的上限，设立了津贴制度，废除了干部轮换规定，恢复了干部的实际终身制等。苏联的腐败问题因此一发不可收拾。
首先，腐败的集团化。政权初期，通常会全力以赴，腐败现象多表现为个体行为，但苏布腐败的显著特点是从个体行为逐步演变为集团化。由于权力的垄断，苏布官员从政权建立之初就是利益共享的群体，共同繁荣，共同受损，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且亲近繁殖的圈子，普通民众极难进入，他们相互勾结，自然形成了利益集团。
苏布政权初期，官员的薪酬水平与一名工人相当，但官员可以兼任多个职位，每增加一个职位就能提高收入。根据契卡的档案显示，当时苏布官员通过关系大量兼职，甚至有官员在52个不同单位中担任职务。1923年11月8日，苏布政权仅成立4年，就创造了人类腐败史上的纪录——官僚等级名录。名录中的官员享有特供、高薪、红包等特权。例如，一级名录中的干部每年可以享受3个月的国外休养假期，并可携带家属和保健医生，所有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腐败集团急剧膨胀，特权阶层的人数达到了300万之多。
第二、腐败现象的普遍化。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苏联所有生产资料归苏联人民所有，因此苏联人民应当极为富裕。然而，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实际掌握分配权的人才能真正拥有所有权。显而易见，在苏联，分配权掌握在苏布官员手中。因此，苏布权力所及之处，腐败便如影随形。他们全方位介入各个行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实际上成了他们的私有领地。由此可知，苏布官员的腐败程度之深。
第三、腐败现象的政治化。为了稳固权力，列氏对腐败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斯大林则采取补偿性的心态；赫鲁晓夫虽然意识到腐败问题，但无力解决；勃列日涅夫则采取宽容的心态。不管出于何种心态，经济腐败必然导致政治腐败。上层为了拉拢下层，会默许其贪污腐败、搜刮民财；下层为了晋升或寻求更大保护，也会不择手段行贿，最终导致官僚主义盛行，政治体制僵化。
第四、腐败现象的制度化。苏布的腐败从一开始就与权力紧密结合。正如叶利钦所言：你在职位阶梯上爬得越高，你能享受的待遇就越丰厚，如果你登顶权力金字塔，就能拥有一切，仿佛进入了共产主义。根据苏布的制度设计，官员根据级别高低，不仅能享受特供、豪宅、佣人、医疗保健等福利，其家属和子女也能共享并继承这些待遇，这就是苏布的特权制度。
在腐败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苏布沉溺于胜利的繁荣，习惯了虚伪的奉承，小心翼翼地避免言辞招祸。他们掌握着舆论和宣传工具，唯一要做的就是宣扬自己的合法性。他们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认为一切尽善尽美，即使有错误，也不过是伟大征途上的小曲折。
当苏布的腐败达到社会容忍的极限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丢弃裹脚布一样抛弃所谓的信仰。苏布74年的腐败历史，以铁的事实向世界证明：苏布所宣扬的信仰和理论，不过是他们掩盖腐败的遮羞布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