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中央和平建国军”第一军司令部
赵云祥开枪打死了李英的参谋长，又瞅着李英部队的日本原装的武器装备眼馋，几次找茬，想一口吞掉，加以“改编”。嫡系与杂牌的斗争，在旧军人这里，无论姓蒋姓汪，还是姓冯姓啥，都属于是胎里带的本事，驾轻就熟。
估计此时李英的心里，想来也是百味杂陈。我们是土匪出身的地方保安团，原来就被你们行伍出身的看不起，分什么正牌子、杂牌子。怎么蝗军来了，汉奸也分个三六九等，这么挨你们挤兑，那蝗军不是白来了吗？
李英部队已经惶惶如丧家之犬，人员和武器损失，也没处补充。再这么下去，不是被赵云祥逼死，就是被“八路”弄死。城里城外都是死，干脆逃离东明，回到济源，李英决定走。
沿着铁路线巡逻的侵华日军
东明在黄河以东，陇海铁路以北。按理说，要回济源，直接向西就好了。但李英却不敢，生怕这趟有去无回，成了免费送餐献爱心，毕竟沿途多少“八路”？蝗军现在是自顾不暇，不可能像当初似的，包接包送。所以就得暗度陈仓，避开我党我军在东明、长垣、考城三县结合部建立的东垣抗日根据地，绕道南逃，而后窜越陇海铁路，再行西撤。
尽管保密工作做得不错，但伪军显然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1944年6月30日凌晨3时，李英部南窜，沿途不断遭到沙沃、马军营一带，各村抗日联防自卫队的武装截击。
哨楼上的抗日联防，1944年，（美）福尔曼 摄
根据冀鲁豫边区《人民抗日联防组织条例（草案）》和《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草案）》的规定，由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自卫队员、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一支不脱产的强大的战斗集体，保卫联防区人民安全，保卫农民的斗争果实。
群众的武器，五花八门：步枪、手枪、鸟枪、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红缨枪、大刀、钢叉、锄头，还有一些拳术武器和棍棒之类，反正有啥用啥，能打死打伤敌人就行。每当敌人进犯，各村相互支援，即便没参加联防的，其他村联防队也会来救，总之打击敌人，保护群众，是第一要务。一时形成人山人海，使敌人陷入被包围而慌忙逃窜之窘境。
在这种情况下，甭说伪军了，即便是鬼子兵，再装备好，再人数多，碰上人民战争，它也得抓瞎！
研究“土地雷”的民兵，1944年，（美）福尔曼 摄
真的是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形容的那样：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天已经大亮了，伪军也没走出多少路，他们也怕“老八路”赶来，被包了饺子。野战状态下，这种土匪出身的伪军，其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基本等同于零。所以窜至小井村，准备安营住宿，先修起来环形工事，依托房屋，也能扛上一阵。
八路军战士，1944年，（美）福尔曼 摄
此时，东垣县委已经得到消息，随即向在附近活动的冀鲁豫军区十分区十八团报告。军地双方领导赶紧开会，研究制定了行动方案：
“一是将此情况速报告军分区领导；即刻将十八团部署在小井以南的裴子岩一带，做好截击的准备，以防敌人跑掉；同时把东垣县基干大队部署在小井以北的东明集一带，切断他们的归路，阻击东明城内的敌人增援。
二是考虑到这部分敌军的处境，劝其起义投降，若不行，再用武力解决。”
部队准备打“军事仗”，地方则准备打“政治仗”。
八路军女战士，1944年，（美）福尔曼 摄
东垣县委副书记王克敌，派跟我们有地下工作关系的伪乡长，实际上的“两面乡长（明着应付日伪，实际帮助八路）”董瀛洲，到小井村，找其在伪军副司令部当参谋的表哥李广田，直接做李英的工作。
表弟一来，李广田就明白，这是“八路”的意思，想跑是难了，赶紧带董瀛洲去找李英。
董瀛洲直言不讳地告诉李英：
“冀鲁豫军区十分区的十八团与东垣县基干大队，就驻在小井一带，现已将你们团团包围。军分区二十团、二十一团马上就要开过来，情况万分危急，看来你们已成了釜中之鱼。我身为乡长，实为表兄和李司令及部队的处境担忧。大军压境，望你们三思决断。”
八路军侦察员，1944年，（美）福尔曼 摄
一听这话，李英的脸都绿了，怕啥来啥！
立刻召开军事会议，把营长以上军官都叫来了，主题就是打还是不打，打怎么打，不打怎么办？
其实李英已经有答案了，慑于我抗日军民的神威，与会人员大多数也都不想打。枪炮是蝗军的，身家性命却是自己的，当汉奸不就是混饭吃，犯不着拼命，不如缴械投降，求条生路。
唯独有个姓赵的营长，惯匪出身，血债累累，觉得老百姓不可能轻饶。所以非常嚣张，表示绝不投降，而且嗷嗷叫唤，说什么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有蝗军给的精良装备，有基础的野战工事，八路打不进来，电台呼叫来蝗军，蝗军的飞机坦克，汽车大炮可不是吃素的，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
武工队在日伪碉堡内教育伪自卫团，冀中，1944年，石少华 摄
可整个伪东进“剿”共军内部，已经是人心涣散，士气低落。
最后李英拍板，降是要降，但还要跟“八路”谈谈条件。
我方派出十八团政治主任何国同志，进入小井村，与李英商定：
当天天黑前，李英率部到裴子岩，向我十八团、东垣县基干大队缴械，宣布起义。
起义就是优待，这意味着李英及其所属部队，将保持原有编制、待遇不变。
八路军利用缴获品，扮演鬼子兵，1944年，（美）福尔曼 摄
人刚送走，突然天降大雨，望着黑漆漆的乌云，李英心头陡生“妙计”：
何不趁着起义协定达成，“八路”放松戒备，仗着蝗军给的优良装备，杀将出去，打一个措手不及？
说到底，这些家伙还是对鬼子心存侥幸，对抗日形势的发展没有明确认识，更对共产党、八路军，没有信心。觉得未来的天下，即便不是日本人的，也得是老蒋的。我们装备这么好，糊弄过今夜，再往前就是陇海铁路，蝗军的地盘，也许能逃出生天呢？何况这么好的装备，这么多兵将，白送给共产党，不是造孽吗？
所谓军阀，无论大小新旧，有枪就是草头王。
河南境内的伪军
敬酒不吃吃罚酒，到了约定时间，李英仍按兵不动。我军仁至义尽，敌人一拖再拖。
7月1日午夜时分，我军发起总攻。
十八团主攻，东垣县大队辅攻，一小时结束战斗，李英被俘。那个营长还想负隅顽抗，身边的贴身保镖李士增是我们的同志，从济源就潜伏进去。关键时刻，一枪击毙，局势大定，残兵败将，束手就擒，跪地求饶。
有股敌人趁乱脱逃，可没跑多远，就碰上我考城、曹县两县基干大队，结果可想而知。
被八路军攻克后彻底平毁的日军据点，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赶来增援的十分区二十团、二十一团、军分区警卫连，走到半路，听到捷报，只能返回。同志们深感懊悔，跑得慢了，没赶上会餐！
战后清查，共俘获敌军官兵及家属1700余人，缴获重机枪12挺、轻机枪35挺、迫击炮4门、长短枪支千余支、战马40匹、电台1部。
小井村战斗，被称为鲁西南抗战史上的一个“模范战例”。
军事仗打完了，我军大获全胜，但这“仗”实际上还没有打完。下一步如何处理俘虏，政治仗我军也要确保胜利，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胜。
送走十八团，东垣县大队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转移到根据地中心区竹林村附近，总结战斗经验。
八路军的前沿阵地，1944年，（美）福尔曼 摄
此战，县大队也是收获颇丰：俘敌180多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5挺，步枪百余支，弹药数千发。
枪支弹药好处理，俘虏怎么办？
为什么是个问题呢？
战后，不管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部队，都面临个俘虏问题。主力好说，原来该咋办，现在还咋办，红军时期的规矩，八路军继续执行就好了。地方部队就不同了，这股敌人长期在东明一带作恶，两方仇恨很深，东明的群众也强烈要求子弟兵给他们报仇雪恨，最好一个不留，一刀一个，通通砍了！
群众慰问得胜而归的八路军，1944年，（美）福尔曼 摄
但是，东垣县委决定，把俘敌全部释放。
县委决议传达下来后，大队长刘泉山召集党总支书记、中队指导员、教育干事、文化干事，开了个碰头会，中心议题只有一个：180多名俘虏，该如何处理？
毕竟县大队处于敌后，几乎每天都在赶路和打仗，驻地都没有固定的地方，属于是典型的计划跟不上变化。带着俘虏打游击，机动性和保密性都没保障，所以必须抓紧处理。问题是怎么处理？一放了之，肯定不行，起不到改造和瓦解敌军的目的；慢慢教育，仔细甄别，或者开公审大会，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也不现实。
欢迎伪军投诚，1940年，沙飞 摄
说到这里，普及一下：
人民军队创立之初，就把“优待俘虏”作为一项政策，明明白白制定出来了。
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新城，全歼守军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共500多人。战斗结束后，数百名俘虏被押送到茅坪，有的战士和农民出于对敌军愤恨而打骂俘虏。在茅坪攀龙书院门口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同志宣布宽待俘虏的三大政策：
“其一，不许打骂俘虏；其二，受伤者给予治疗；其三，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1944年，（美）福尔曼 摄
一开始，大家肯定是不理解的，经历过“四·一二”到“七·一五”一系列大屠杀，从尸山血海中站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农兵，想到的就是以牙还牙，以血洗血。
毛泽东同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
“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不是地主豪绅，你杀了他，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穷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越是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帐是不是很好算？我们一定要优待俘虏！”
1938年8月，平汉线伪警防队1800余人武装起义，受到人民热烈欢迎。沙飞 摄
到了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更是把“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确定为人民军队三大原则之一。他告诉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
“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那么到了基层，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能不能贯彻始终，会不会走样了，“经是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呢？
东垣县委虽然已经做了决定，我们是人民军队，虽然讲“服从命令听指挥”，但俘虏政策是人民军队的纪律，是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区别于旧军队的显著标志之一，所以必须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让我们的干部战士认识到位，联系实际，才能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身体力行，自觉自愿，这样工作才能真正做好。
战壕里的读报小组，1938年，沙飞 摄
刘泉山是老红军，最早在杨虎城部队，后来参加红二十五军。虽然一直是军事干部，却对政治工作同样重视，做起政治工作，一样的得心应手，属于典型的军政双优干部。
开这个碰头会的目的，就是先做通干部的思想工作，然后分工协作，去做我们基层指战员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再谈既教育敌军，更教育我军的目的。
不过，一开始反应并不强烈，大家反而觉得奇怪。
如何对待放下武器的俘虏，这本来是中央早已明确了的：不许虐待，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并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明文做了规定的老问题。
三甲村战斗后，八路军干部向日军俘虏讲解宽大政策， 1940年，沙飞 摄
今天怎么又作为中心议题研究？有这个必要吗？放了不就行了吗？下一步不还要掏北关据点，趁着歼灭李英，再给赵云祥上份“厚礼”吗？啥有打仗重要，有消灭敌人开心呢？
这个苗头就不对了，刘泉山同志非常严肃地对大家说：
“规定了的事，不一定都贯彻执行了，字面上认识了，不等于懂得它的意义。大家在讨论中，要联系大队在执行优待俘虏、瓦解敌军工作的实际，联系鲁西南地区的实际，联系每个人思想深处的实际，着重解决‘优待俘虏、瓦解敌军’——这个人人皆知，甚至我们的敌人也知道的事，但执行起来，为何这么难？！”
那时候开会，最讲究个密切联系实际，联系个人。谁讲的花里胡哨，实际上假大空，离题万里，脱离史记，是会被看不起，会被人直接开怼的。革命战争年代，来这套是会死人的，这都是血的教训出来的。
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全体干部职工合影，1945年，顾棣 摄
大家纷纷踊跃发言，根据政策联系实际，谈得有声有色。
话是开心锁，会开得认真，心锁就能真正打开。有的同志做了自我批评，讲了一些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
有的同志举例说，鲁西南某部队攻打曹县东南马庄敌军据点，因我军伤亡大，战斗后，不少同志在感情冲动下，在为死者报仇的思想指导下，枪杀了一些俘虏，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引起周围敌人恐惧不安，怀疑我军优待俘虏政策是否变了，给后来的对敌斗争增加了困难，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这么一讲，大家的思绪闸门都打开了，同志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纠正这些问题的紧迫性。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救护日本小姑娘，1940年，沙飞 摄
有的同志说：“这些问题如不立即纠正，将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
有的还说：“不学习，不联系实际不知道，联系实际又吓一跳。”
大家深感作为党的一名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学习，深入实际，从党的长远利益出发，按党的政策处理问题，不然是要摔跤的。
思想认识统一后，对这180多名俘虏的处理，也有了相应办法。
被我军送回给日军的日本小姑娘美惠子，1940年，沙飞 摄
经讨论，做出了三条决定：
1、在全大队指战员中，进行一次正确对待俘虏政策的教育学习活动，由中队长、指导员共同负责；
2、立即请示分区，建议对这批俘虏经教育后，发给路费，全部遣返，对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包括俘虏中的那个副司令；
3、遣返工作，由张庆刚（教育干事）、路浩（文化干事）同志负责。
画个重点，就是开办两个课堂，给东垣县大队全体指战员，还有被俘的伪军，都讲讲课。
听着就新鲜，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上课，听着就稀罕，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军队，这课怎么上，讲些什么内容呢？
宣化沙岭伪警备队起义，1945年，石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