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五章——《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

　　无产阶级的纪律与党的关系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列宁在发展无产阶级的主要理论武器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时候，为了满足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彻底的战争所需要的条件，列宁主义要求无产阶级拥有无条件的集中权力以及钢铁般的纪律，这无疑是正确的真理，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坚持使用批判的武器与暴力的武器去持续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在具体实现这一条件之时，列宁设计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构成的党来作为革命的核心，然后依靠这个革命的党来建立整个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就给党——这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组织——提出了极高的纪律要求，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如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列宁在这里强调了党的纯洁性问题，这与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党内可能存在的腐化问题有关，但是在革命时期对党的过分信任反过来让列宁犯了一个超越其历史时期的唯心主义错误。

　　在毛开始利用群众运动试图从根源上处理党的腐化问题之前，革命时期党的成员向来是通过资产阶级强大的外部威胁来进行被动筛选的，党对革命的忠诚是直接建立在保卫无产阶级这一基础上的，在革命心脏时时刻刻遭到阶级敌人的残酷攻势之时，在官僚主义的政党政治机关完全建立之前，如果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维持革命的意识形态，而维持革命的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对党的直接或间接的考察之上。这种考察在革命战争早期表现为无产阶级对革命军队的直接接触，这一点被中国革命中毛提出的“军民鱼水情”发扬光大。

　　毛泽东写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封面上的批语（1948年4月21日）

　　但是列宁主义的现实实践中，不是列宁提出的三条要求不足以牢牢维持党的革命的纯洁的意识形态，而是这三条要求逐渐由于某种或多种客观因素失去了实践的可能性，党的纪律上层建筑逐渐失去了维持下去的经济物质条件基础，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下一节要讲的政党国家化。

　　那么，在考查了列宁主义对无产阶级纪律建设的理论之后，就必须提出一个影响列宁主义的基础的问题——列宁主义的党群关系是否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要求？列宁主义的党群关系在无产阶级彻底集中权力之后，事实上在无产阶级内部放置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雏形，通过党的纪律建设来支配无产阶级全体的纪律，这种领导与支配本身在列宁的看法下就是钢铁的纪律的一部分，这也是列宁在第五章对德国共产党部分左派的强硬回复。列宁认为德国左派的意识形态是在破坏党对无产阶级的领导，进而威胁到了整个无产阶级的纪律建设，并最终威胁到了整个共产主义事业。

　　列宁的意见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德国所谓的左派提出的几个主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本质上绕不开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成员的分化问题。列宁提出的只要保证党的纯洁性就可以维持住无产阶级的钢铁纪律的意见是非常有道理的，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党的纯洁性是否可以真正维持，以及党对群众的领导是否一直符合无产阶级全体利益，这两个根本问题能够一直得到肯定的“是”的答案。不过可惜的是，这两个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的解答。

　　政党国家化对党的影响

　　政党的国家化不意味着这个党或者那个党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这个政党已经建立了一套官僚化的已经在资产阶级国家长期实践的行政体系。在完善的政治机关建设起来之后，党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完全可以在列宁主义的党群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与支配过渡到行政关系上的领导与支配，在这个观点下，列宁主义表现为无产阶级内部对理论解释权的集中以及行政权力的集中，在国家化完成之后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

　　在革命早期政党政治机关尚未建设起来且处于意识形态领导阶段之时，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已经将少数党的成员置于意识形态解释上的优势地位，当然在这个时期是存在所谓劳动群众对意识形态的监督与考察的，党的纯洁性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保证，保尔·柯察金这样的英雄好汉层出不穷也是现实里的一种证明，党的工作依然可以打上无产阶级的烙印，此时党的经济物质基础也是来源于党的革命实践，这在物质上对党的纪律做出了保证。但是，在政党政治机关建设起来之后，党的成员的经济基础就从进行革命实践来获取劳动群众的支持，变成了按照党员个人在政治机关内部的位置来标定其分配的物质，事实上这个过程完全可以说造就了一个新阶级，具体可以参考夏尔·贝特兰的“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按照《国家与革命》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定义，这个党从国家化的那一刻开始，就在与社会主义社会异化并走向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面。

　　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

　　如果我在这里对列宁主义在国家化过程中遭受到的扭曲的理解是对的，那么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面临一个重新理解列宁主义的境地。毛曾经提到“党的生命力来源于党的政策”，这里指的自然是作为革命党的生命力，但是党一旦掌握了资产阶级政治权力，这种排他性的政治优势势必会反抗任何来自外部的政治性实权监察，革命党的腐化就成为了必然，因此如何让党不被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异化，或者说让党真正利用无产阶级政治来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了重新理解列宁主义的核心问题。

　　在这里我稍微提一点自己的想法，列宁主义的精髓不在于列宁主义外壳的资产阶级国家，而在于之前革命时期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劳动群众的正确领导，如果我们考虑在公社化的无产阶级国家继续维持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教导（非行政意味上的领导），是否可能维持党的真正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无产阶级专政上如果不回归无产阶级全体作为新生国家的理念，不彻底改变少数人专政多数人的面貌，我以为政治上层建筑是难以在“公有制”这个概念上与经济上的公有制相匹配的，资产阶级政治在政治权力上的私有势必反噬经济上的公有以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或许这正是修正主义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政治权力上实现“公有制”，正是对列宁主义最好的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