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朝中南北两派士人激烈争夺权柄，以致酿成滔天巨祸。

　　北士以儒学正宗自视，标板气节，分化发展出诸多清流；而南士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同治年间北南双方构成了以李鸿藻和沈桂芬各自领衔的阵营。辛酉政变，恭王奕䜣得南士之助重返权力顶峰，而这也使得北士陷入边缘化危机感。

　　北士就选择了与洋务路线格格不入的醇郡王奕譞作为盟友。光绪二年（1875），恭王在军机的得力臂助文祥病逝，奕譞推举北士成员景廉递补军机，这显然就是西太后瓦解恭王主导的军机权力结构，“掺沙子”的明确做法。而西太后之后在李鸿藻丁忧而暂离官受的情况下，又允许南士成员、沈桂芬的门生王文韶进入军机。

　　这种情况下，北士阵营在李鸿藻的执领下，一概攻击恭王-南士军机阵营的施政。尤其是中俄交恶、伊犁交涉期间，北士大唱主战论调，目的均为打击沈桂芬。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打击政敌，选取的手段是否造成国家利益受损，也无所不用其极。

　　尤其是新入京官的北士，更是每每攻讦军机大政，无论是经费开销、洋务项目还是调处中外交涉，只要能找到攻击点，就绝不放过。在这背后，西太后一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拱火者。

　　光绪十年（1883），恭王及其军机同僚，无论是宝鋆、景廉、李鸿藻，还是南派代表翁同龢，全班被罢，重新组建以礼亲王世铎为首，西太后与醇王智囊孙毓汶为核心的醇系人马入驻。

　　这也意味着，此前以致蹦跶的北士，在完成了西太后授意的拱火工具人使命后，黯然退出舞台。清流党渐成历史概念。

　　翁同龢虽是南士成员，又是帝师，领导了新的南士集团，却与传统意义上的南士官僚李鸿章及其执掌的淮系北洋构成竞争关系。翁自视甚高，又得逐渐亲政的光绪帝信赖，自觉将李鸿章带入太后一党作为假想敌，由此之后一直到1898年，翁李党争盎然展开，成为甲午战败、百日维新狼狈落幕的重要内因。

　　当初，同治帝驾崩，西太后选择醇王幼子作为新君，目的就在于彻底掌控权柄。光绪帝幼年入宫，事实上西太后对之颇为疼爱，但因为吸取同治帝放浪形骸的教训，所以严厉管教，以至于造成新君形成忧郁性格。这个早熟的少年将自己亲政后的掌握大权，创出佳绩的希望寄托在帝师翁同龢身上。尤其是西太后强迫光绪帝迎娶太后侄女的安排，意在使得自己身前身后长享女主之荣。

　　醇王虽为西太后排挤恭王的盟友，但生性怯懦，并不敢为自己亲子谋求更大空间。光绪亲政前后，西太后故意选择李鸿章的最大政治对手翁同龢执掌户部，以掣肘北洋，迫使李鸿章岌岌可危之间，更明确地站队后党。

　　对于太后的手段，无论是光绪帝还是翁同龢，都领会不深，甚至还有意加紧对李鸿章的疏远，每每在经费报销上拿捏北洋。虽然野史遍传西太后颐和园项目挤占海军军费，造成北洋不能更新船只和装备，致使甲午海战中落入下风。但在事实上，两事不可混为一谈，光绪帝和翁同龢哪怕不为太后修建颐和园，也以海军军费为手段，限制北洋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翁同龢本人极力主张增加为太后修建颐和园，以及办寿等仪式的支出。事实上，光绪帝和他这个老师，错误地将西太后视为普通的乡下妇人，以为能够通过精美华丽的仪式和园林，就能迷醉太后的心智，从而为皇帝在政事上大展拳脚创造条件。但西太后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对于帝相的举动当然嗤之以鼻。

　　光绪帝、翁同龢的失策还表现在，对于李鸿章竭力亲近帝相的举动视而不见，反而刻意疏远。李鸿章在不能获得翁同龢掌管的户部提供的经费支持下，设法通过引入外资设立合资银行，举债修建铁路等方式来完善防务，继续大办洋务，当然这在当时和之后也被讥讽为出卖国家权益。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太后又通过权柄表达了对李鸿章变通做法的支持。

　　待到醇亲王去世（1891年1月1日），帝后两党的缓冲消失。尽管李鸿章继续争取皇帝支持，甚至在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四月还曾举办盛大的海军演习，希望讨好皇帝，却继续未能如愿。而在随后不久，朝鲜东学党叛乱掀起，朝鲜政府同时向中日两国求援。此时光绪帝首次正式向李鸿章发出密函，要求其认真应对。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近日出版了我国台湾地区历史学家林文仁所著的《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的简体中文版。书中谈到，甲午事起，光绪帝和翁同龢异常高调地主战，督促李鸿章全力出击。而李鸿章本人则保持暧昧态度，一乃希望探听太后态度，二来不愿意当翁同龢的马前卒，三来寄希望于列强干预。应该指出的是，李鸿章此时对于日本方面彻底击败清廷、独霸朝鲜的决心一无所知，而光绪帝和翁同龢反感李鸿章的应对态度，这种对立使得清廷中枢和北洋指挥部完全没能站在一条战线上，使得战局一开始就处于非常被动，任由日方驱动的不利局面。

　　《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书中谈到，“德宗（光绪帝）此时之表现，便兴奋得仿佛已锁定目标，摩拳擦掌，且语气甚有一吐郁怀之感”，此时他仿佛再现了乾隆帝的风采，要通过整肃讷亲和张广泗的方式来立威，所以向李鸿章不断传递了强硬到底的旨意。

　　甚至在北洋海军和陆军双双被日军重创的情况下，光绪帝和翁同龢依旧保持原有态度。翁同龢乃至建议迁都也要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到底。北洋海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出战，落入日军布置的埋伏圈，乃至主力尽丧。

　　等到战局转危，光绪帝焦躁而不知所措时，西太后的布局快速拉开——太后重回朝堂参与听政，启用恭王来钳制不可一世的翁同龢。西太后甚至戏谑地安排翁同龢赴天津与李鸿章商议议和。为此，翁同龢组建的南士小集团仍旧在营造主战论调，这种姿态使得这些人在后世被视为不屈不挠争取主权权益的斗士，但在朝堂上，帝党已经彻底失势。

　　自此，帝党落入后党钳制，这也埋下了日后皇帝试图激烈新政来为自己正名，而帝后两党彻底撕破脸皮争夺的引子。后党虽然做大，但战场上一败涂地的事实，最终议和重任还是只能由李鸿章去背负。而李鸿章自此才彻底明了太后的好手段，他的北洋已近积毁销骨，他的声名甚至落入讷亲、张广泗之流之下。所以，如《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书中所感叹的那样，甲午大战，国家败了，但太后在自己的竞赛场上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