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闻司马南因偷漏税遭处罚。对一个重要的左派舆论大V而言，此事的杀伤力实际远超这个经济案，对他本人的社会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对爱国派和左翼同样是一个打击，因为对于任何集体主义政治来说，个人道德和行为规范总是有更高要求，对右翼而言，打击和构陷左翼精英是最佳策略，通过质疑他们的品格而引导大众相信左翼理念是虚伪的。因此，可以说，该事件至少间接地成为东大越来越强势的自由主义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

　　就像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的，任何社会政治运动本质上都是由精英推动。他的这一观察也意味着任何时候任何社会环境，民粹主义都是破坏性的也是短命的。社会主义特色道路，尤其对左翼精英构成强劲的挑战。正统社会主义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匡扶无产阶级，也有效约束了先锋队的私利动机和行为。新型社会主义将传统的经济社会模式纳入其中，如何解决精英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领导阶层的权威靠什么得以确立，精英的楷模作用如何有效落实等等都成为前所未见的超级难题。显然，法律不能在此起多大作用。

　　我认为对个人来说，除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理性的认识就是要讲政治。司马南的错误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政治与商业过度掺和起来，认为商业与政治能够和谐共存。实际上我对司马南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东方大国唯一能给60分的公共舆论人物。他的言论相对很正，当他怒斥以色列野蛮攻击巴勒斯坦，他代表了中国人的良知。在我的视野里，应该是唯一令人心存敬意的网络大V。我曾评论说，如果司马南能够主动公开网络平台收入并将一部分用于互联网舆论建设，那么他能得到80分，因为从根本上说，他的影响力是人民给予的。现在的网舆商业模式本质上是资本收割股民和大众，向自己的舆论工具利益输送。左派只是用来做门面的，当然不应全盘接受它。

　　此外，司马南的思想似乎还没有成体系，这反过来影响他对商业化政宣舆论模式的判断。但这很难苛求，实际上它是一个宏观问题。长期以来，思想混乱是不争的事实，方方面面看似重视理论建设，投资巨大，实际心猿意马，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管理方面同样要有政治意识，要分清敌友。故我认为有关方面对司马南的高调处理方式很值得商榷。长期以来，自由主义侵入这块土地上下洗脑，法律似乎理所当然地凌驾于政治之上，然而在哲学上这是对形式与本质关系的根本性颠倒。

　　具体看看这个所谓的偷漏税事件。这方面需要司马南本人公开澄清，这里仅做一些分析推测。比较小的部分据报来自司马南实控公司。但我怀疑司马南会去搞复杂的控股关系，是否只是亲友代持？那样的话能否简单将问题归入司马南本人？此外，官方报道提及该公司违规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然而从法律角度，税务应否溯及？鉴于这涉及多方错误或失误，即使需要补税，也不应以偷税对待之。

　　最后看看那个大头462万，比较有意思的信息是所涉时间段为2019-2023年，没有包括2024年。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其中是否涉及第三方公司。貌似司马南等几个大V曾有某知名公司负责中介和管理，那么是否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更明白地说，司马南可能被人设计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只能是他对大资本属性和政治缺乏敏感。今天的技术创新相当部分就是金融现象，因而与国际垄断资本关系密切。按理说，有丰富经验的司马南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进一步推测，我感觉他对于政治思想理解不够清晰，是否误信了他视为的同道人？在我看来，司马南属于比较独特的“在朝左派”，不像主流左派那么激进，围绕某科技公司“历史问题”的争议，主要缘于他话语影响力大而不是在左派中观点过激。他也不同于那些虚妄的民族主义者，应该是不赞同那些人包括大牌教授别有用心地大力鼓吹什么“古希腊伪史论”。作为文商科教育背景、曾经的打假伪气功斗士，他的理性和定力是难能可贵的。

　　总的来说，于情于理，我不认为司马南主观上有偷漏税的动机。他一直批判自由主义导向下经济上的违法乱纪，如此重要问题上玩双标政治上实属不智。更值得尊重的是，当各路精英或沉默或保持低调时，他在数千万粉丝面前义正辞严地怒斥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平民，他不会不知道他是在得罪最不能得罪的势力。应该对未来断了财路有所意识。他真正犯的错误可能是低估了垄断资本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