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0页）。这是《共产党宣言》讲的。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资本家没有祖国呢？请看马克思在“工人没有祖国”之后紧接着又讲了什么？他说，“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注释同前）。所以说，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民族国家的，是维护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历史的具体的利益的。

　　李嘉诚作为中国的大企业家，他的所作所为也必须接受国家利益的规制。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央政府当然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决予以制止。所以，《大公报》连发两篇社评，《莫天真，勿糊涂》、《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是适宜的、与人为善的。

　　目前适用于调查李嘉诚的《反垄断法》，作为“法的关系”，“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包括李家诚的私人财产在内的国内一切财产关系，是而且只能是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背后起决定作用的都是这个国家现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种经济和政治制度，“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决不允许任何人和国内任何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坑瀣一气，沦为其附庸，把巴拿马运河的港口，或者世界上其他的什么重要港口，变成美帝国海运霸权的战略支点。

　　李嘉诚要一次性打包处理43个重要港口，这归根于资本流动的趋利避害本质。不过是他在2019年香港黑暴中“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的续写，不过是从当年的“站暴徒”，变成了配合垄断资本对国家税收主权的规避，实质还是“买办在当代的演绎”。

　　但是，正如无产阶级“本身还是民族的”一样，资本家也还是民族的。李嘉诚的确是资本人格化的代表，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本家在国家利益面前，就没有人格高下的区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民族资本家，从陈嘉庚到荣毅仁再到任正非，无一不是以首先对民族国家负责而流芳百世、永垂青史的。

　　对于那些口言善而身行恶的人，特不特区、内不内地都一样。内地可以采取法律手段处置许家印这种谋求资本无序扩张的狂徒，香港的李嘉诚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决不是什么“铁帽子王”。再大的贪官都要抓，不法资本家在时代发展面前又有几斤几两重？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建成，现在仍然在继续巩固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面前，根本就不存在脱离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任何法外之人。官、商都一样。新时代的自我革命，其对象当然包括党的建设本身，同时涵盖社会革命的所有历史主体。

　　新时代的自我革命作为政治革命，根本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划定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前提，澄清中国搞市场经济的界限范围。因为社会革命是生产方式的根本革命，资本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具体的生产方式，本身一定是自我扬弃的。

　　这也进一步警示我们，阶级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标志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页）的《论犹太人问题》，就“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历史局限性和虚伪性，强调消灭私有制并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注释同前）。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做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础。最后，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citoyen [公民]不同的homme [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 [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6页）。就是说，马克思用经济范畴揭示出来的“现实的人”，“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首先是以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造就出来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前提条件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本身还不彻底，政治解放的“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 [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所以，市民社会的“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并不是“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还需要变革市民社会，进一步展开对资本生产方式的社会革命改造。所以，马克思揭示的经济范畴，一开始就是把阶级当成政治思想范畴看待的结果。作为对阶级这一政治思想范畴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的结果，经济范畴揭示了阶级这一政治思想范畴背后的生产关系的本质。马克思由此称“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

　　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生产关系的革命，就是要走资本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道路，以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推动之。《共产党宣言》讲的就是这个根本道理。所以说，阶级既是经济范畴，同时始终是政治范畴。决不能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时，把阶级局限在经济范畴的运动上。决不能只强调经济建设，同时忽视甚至不再从政治上看待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把阶级仅仅只当成经济范畴，那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及其经济学家的做法。仅仅从经济范畴着手，就找不到遏止李嘉诚卖国行为的政治经济学根据。他要买卖的都是他的资本，不理解资本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本质，不理解商品所蕴含的劳动二重性，那就只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的人的活动去理解物与物的交换，就摆脱不掉商品拜物教，也就抓不住商品交换中价值形式的发展，就理解不透货币，就无法理解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无法了解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积累过程。作为人民民主国家，就无从控制资本永无止境的增殖。这就倒退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水平，任由新殖民主义随心所欲地宰割。

　　实际上，“工人没有祖国”，强调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由以反对资本无国界的扩张。而全世界的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恰恰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国家为前提，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工人没有祖国”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国家，二者是辩证地统一的。马克思的书需要认真读，需要深入到历史本身特别是阶级斗争去抓住历史活动的线索。对于李嘉诚这种资本家，阶级分析始终是遏制其买办本性的利器和法宝。对阶级问题既要从经济范畴把握，也要从政治思想范畴上看，新时代才能守住自己固有的思想政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