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本文为哔站up“偶然偏斜的罗德岛”巴以专题其中的四篇，发布时间分别为2024年的8月、7月、8月和10月，有些观点可能具有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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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种族隔离的工具
某种意义上现代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无恶意的种族隔离。当然，它也可以被有恶意地使用。如果你审视白人南非的历史，就会看到其以扶植黑人自治体独立建国的方式，褫夺黑人的公民权，并向他们提供不同质量的公共服务。也就是为了维持种族不平等，为了隔离而建立国家，这正好是对通常的因为国家边界存在而导致人们的境遇不平等的颠倒。而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实质——世界这么大，国家没能力也没义务为外国人负责，要建立共同体责任，就需要有一个有边界的共同体，国家的权力和责任是只与本国公民有关的。
班图斯坦（Bantustan，亦称黑人家园），是南非政府为黑人居民划出的一块领土，作为其种族隔离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政策曾让黑人失去公民身份以及投票权，并使得白人可以继续控制南非。
因此正在巴勒斯坦发生着的事情甚至比“一个以色列”的一国方案还要糟糕。尽管曾经是，现在几乎也是，以色列实际上控制着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它也几乎不承认其他的实体有独立于和平行于它的治权，所以道义上讲，种族隔离就是种族隔离，对此，以色列是责无旁贷的，但在被无限延宕的两国方案进程的掩护下，被合理化的还是公然的军事占领、区别对待、二等公民和有权无责的占领区政治等等。比起一个类似六十年代前的美国的种族隔离社会，更糟的情况是以色列并非在自己的社会中勉强实行一个脆弱的，道德上没有根基的暴政，而是能够宣称，自己在为了反恐和消灭世界祸患，对一个邪恶敌对组织的领地发动治安战。
以色列认为自己无所谓保障那里的人民某种公民权的义务，就像二战时的盟军对于柏林没有什么义务一样（而同时他们也不承认那里存在一个巴勒斯坦国有主张和保护这些人公民权的权力），（任何当代国家如果公然地建议为了大家都舒服的理由，把本国社会中的一个人群尽可能地系统迁移到其他国家去，留地不留人，像巴尔干战争中出现的那样，毫无疑问就会被认为是种族清洗或灭绝，希特勒再世，但是以色列）可以公然地建议为了“人道主义目的”把那里的阿拉伯裔居民全都疏散到埃及之类的地方去，因为那里是被野蛮敌人荼毒的苦土，以色列为了消灭野蛮的敌人，正对那里发起一场“可能波及可怜的平民的”战争。
虽然盟军士兵在德国期间被要求遵守当地法律，但德国法院不能起诉士兵对德国公民犯下的罪行，除非占领当局授权。当一名士兵被指控有犯罪行为时，占领当局总是倾向于在军事司法系统内处理此事。
内塔尼亚胡叫嚣着最终要从根本上否认西岸和加沙所有阿拉伯人政权的存在法统，但他知道，如果立刻这样做，将来在同一个以色列国中，无论是犹太民族国家法还是司法治安中的种族歧视（比如以防恐为名搞种族主义的生物识别），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倘若统一的以色列还是作为所谓中东唯一的皿煮国家，即便只是像现在这样对本土（比如在伪都耶路撒冷）阿拉伯裔居民也实行着某种程度上的系统性隔离和迫害的“皿煮国家”，那就必须面对种族平权的大势所趋，从而难以坚持其犹太性（不但是技术上存在这样的难度，多数普通犹太人民本身也不会愿意接纳这样多的政治异质性人口涌入，即便是作为被隔离的二等公民。现在又不是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黑奴时代，对共同体政治纯洁性的期望超过了对国家人口增长的期望的权重，最多接受一小部分经过严格筛选的，确定没有颠覆性的阿拉伯裔廉价劳工进来就足够了）。所以他现在必须在反恐战争和战略反攻的名义下制造一个真正的种族“（政治上的）最终解决方案”（无论如何，又一个纳粹概念！），来尽可能地让以后的事情变得容易些。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值得不计代价换取这样一种进程：摆脱非正常化的，政治停摆的，名为民族权力机构的这样的有限自治政权形态，建立被承认具有对等地位的巴勒斯坦国。因为某种程度上，如今西岸的有限政权形态和加沙那种法理上悬而未决的政治存在，都反而正扮演着以色列种族隔离有意无意的默许和合作者。当然我不是说它们从根本上讲不好。有的人说现在的西岸是伪政权，这是不对的，因为西岸依然坚持了与以色列对立的抵抗意识形态，而且法理上不需要以色列的许可——所以（即便被认为是）技术上的伪政权也随时可能转变为完全的真政权。
而且在九十年代以前的被绝对占领时期，也就是抵抗运动全然局限于海外流亡和游击战的时期，种族压制和隔离以及对抵抗活动空间的压缩，要更加惨烈。不得不承认，如今需要将两种巴勒斯坦自治政权的存在被用作实行种族差别对待和公然的种族清洗灭绝的借口的情形，本身已经是以色列在当代条件下的妥协。
2
被逾越的底线共识
近来，利库德集团领导的以色列持续地逾越既往的一些底线共识，最初是（突破了奥斯陆协议、撤出加沙、巴勒斯坦内战以来的默契）在加沙战争中宣称要通过彻底的（即便可能是暂时的）武装占领以清除哈马斯和其影响，然后是没收部分西岸土地，现在又是议会投票通过“反对在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邻近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攻击，这次袭击被命名为阿克萨洪水行动。
众所周知，以色列民众和政界对两国方案的政治解决进程持消极态度由来已久，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坚持过度的领土主张，或应对持续的安全威胁，也可能是因为以色列需要通过不和解来保持其本身的复国主义斗争性质……而阿克萨洪水以来，以色列得到一个抓手，使它能够前所未有地逾越政治可行性的边界，来让事态空前恶化。我们并不清楚最近的这些进程究竟是作为一种对当前孤立事件的惩戒式或恫吓式的反应，亦或真的是建立了一个原则性和长期性的历史态度。但毫无疑问，抛开堵不如疏，围敌必阙的战略技巧不谈，以色列人多多少少错误估计了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仅通过它单方面和全面的控制和主导，终结巴勒斯坦民族抵抗，或者仅仅是其极端化溢出的部分，是不可能的。
以色列的同情者常说，以色列本可以占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并严格地镇压所有在地的不安分因素，正如1967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中那样，但他们现在已经不这样做了（因而和在其最极端的主张中公然明确地反对以色列犹太人在被阿拉伯人主权所认可和接纳的前提之外，有任何自然的生存权，只是在战争技术上不足以驱逐和消灭以色列人的这种“擅自存在”的，那些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激进派别比起来，以色列被认为已经做出了足够的，与实力不相称的让步和妥协）。
但这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白人在罗德西亚和南非以及其它很多地方，都曾经拥有这样的绝对地位，而且包括曾经的以色列在内，当时主观上都无意放弃这些优势，但他们在今天也都不再这样做了。对于以色列来说，这种转变发生在黎巴嫩战争之后，更多是由于国际压力，而如今他们也因部分欧盟国家加速承认巴勒斯坦国而（尽管显然过于温和和受限）受到这种压力。尽管以色列因为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可能在技术上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在技术上有潜力能够维持领土强占和治安战的优势，但对于来自抵抗者的，不可能根除的安全威胁，以色列人的脆弱性并不比法国人更加迟钝，甚至要更加敏感。即便以色列实际上受国际犹太资本和团体的支持，但也的确是以色列犹太人唯一的民族国家本土，有意把狭小的本土核心置于危险之中无疑比有意把殖民地置于混乱之中更加不明智。
2006 年黎巴嫩战争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持续 34 天的武装冲突，这是自 1978 年以来以色列第三次入侵黎巴嫩。
对于巴勒斯坦一方来说，政治解决进程的被阻碍也是极其令人沮丧的。这不会因巴勒斯坦的政治团体在多大程度上在意或轻蔑以色列的态度而有所改变。哈马斯当然会利用因政治解决的延宕产生的对武装斗争的需要，合理化它的军事专制手段，法塔赫也以耶路撒冷和加沙尚处沦陷为由，搁置其政治体制的选举和正常发展运作，这都是正在和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事情。以色列的破坏性始终以巴勒斯坦政治为中介压抑、撕裂和摧毁巴勒斯坦社会本身，这个过程的灾难性影响已经持续得太久了，以至于虽然在过去为等待形势变化或对方开出更好的领土、政治条件，拖延和平和建国进程曾有其必要和吸引力，但在今天也越来越失去其理由了。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民需要立刻得到并接受（非常重要）一个空前根本和彻底的喘息、缓和与发展的空间，在那之后，才或许可以像阿尔都塞似地发出感慨：
即便我们至今仍在蒙受屈辱和不公，主权也不完整，很难说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目标正变得越来越近，但我们从未感到如此富于希望——毕竟，来日方长。
3
什么是巴以问题？
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巴以问题？
早在10月7日的时候，所有脚踏实地的观察者都会预料到，形势的平衡最终有较小概率回到那天之前的位置上去，更大的概率是以色列取得了更多的优势，巴勒斯坦将取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概率，显然非常之低。
那么洪水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无论如何用反抗斗士的辞章妆点它，它显然是个技术上并不划算的军事冒险，甚至因为充斥了对不健康的复仇主义和恐怖主义暴力的官方鼓励，它对有建设性的抵抗政治也没什么贡献。
洪水传递出的是忍无可忍的人群不再忍耐的信号，是被压抑和漠视的愤怒浪潮涌起，冲决了世界帝国的高墙的消息。它的意义仅仅在于让这样一个早不新鲜的信号撕裂和平和文明的世界娇嫩的耳膜。因为这个世界的确是建立在共同的，相连的基础上的，特别是以最邻近的以色列社会为最利害相关者，却在之前绝大多数稀松平常，按照（虚伪的）和平的节律平顺流动的日子里，未能，或无法，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予以更多的关注和促进，无意尽最大努力，或即便尽了也不可能成功促进一个令人满意的政治解决（恰恰因为在这时浮现出来的哈马斯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在这方面负责任的行动主体，所以在技术上而非道义上，更加使得我们知道现实在控诉一个有为的世界的缺位——“人若不能自救，那么更没有天救之”）。
著名的《民族抵抗》，摄影：Mustafa Hassona，2019
某种意义上，所有人都为此负有责任。尽管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强相关关系中，契约上明文约定的责任；尽管我们若承认这种冷漠，并做出热情的关切作为回应，就可能会间接激励类似的抵抗者们为了惩罚这种冷漠，吸引建设性关切，采用并不明智的，不计后果的军事冒险甚至恐怖手段（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会知道，为了惩罚冷漠或者吸引关切，进行癔症式的挣扎也已经不能带来更多的东西）；我们也不应该逃避收听那种刺耳的警告了，这是一点也不能等的。至于我们在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怎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在冷漠地旁观和介入却无力的一体两面之间震荡的境地解脱出来，开创新的基础，那才是真正应该探求的东西。
如何谈论巴以？
以色列的辩护者总是从道义上去谈论以色列的动机，论证它如何必须采取某些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公民，以及它作为别人发起的战争的胜利者，取得种种的优势或权力是合理的。总之，按他们的说法，以色列有许多的道德理由必须去侵犯巴勒斯坦，至少不比巴勒斯坦反对和抵抗这种侵犯的理由少。
然而，这很容易在不得不承认侵犯的性质成立的同时，导向另一个推论，就是当双方都对同一件事有自己的道德理由的时候，在事件本身之外同时意味着更有价值的社会、更有理/合法性的权威，或更有意义的意识形态的那一方，它的道德理由应该得到更多的同情和认可，它受到的道德谴责应该被更多地赦免——记得一个视频吗？里面讲述了一个亲加沙的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女性，在得知以色列要把她遣送去加沙的时候急得哭起来，暴露了叶公好龙的性质。
这名女子在社交媒体上庆祝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警察找上了她，并相关法律，取消她的居留权，将其驱逐出境，遣返至加沙。
看啊！连她都知道加沙是一个更糟糕的社会，即便对她这个族裔而言。当然，人们这时候已经可以说，她因为支持恐怖分子所以遭到报应，而且嘴上呼唤着哈里发统治却实际上留恋以色列这样的现代法治社会本身已证明了她的虚伪可笑，就像人们笑话为朝鲜辩护的艾跃进那样。但是，等一等，这种叙事不是通过一种无关痛痒的细节上的道德关注，从根本上遮蔽了事件本身么？如果以色列社会威胁要把其公民中的异族异见分子驱逐到另外的政治实体的领土去，而不是在本政权的框架下依法审判，合理处置，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种族隔离和政治迫害的机器，任何对受害者的指摘或者政治运行技术上的辩护。
尽管可能会令我们相信这的确是为了保护某种秩序的运行不得已而为之，但都不会改变事实的性质（就像我们应该相信在二战后的确发生着对光复区的轴心国人口的强制迁移这一事实，以及这令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撕裂，发生了（尽管是有限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事实，即便我们认为通过破坏他们那种建筑在不正当基础上的生活，才能恢复战争前被侵略国家人民的生活，而且这种恢复是道德和现实效率上有必要的（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考虑在其他的情境中可能不适用，比如对前现代征战和屠杀造成的人口地理分布的长期和代际的改变，就往往没有必须纠正之的现实理由。而同样巴以问题的纠正显然也要考虑全面的现实理由）。而在那些“有价值的原则”和“更进步的社会”中都会设置一些底线，来判断什么样的个别事实是不能够因丰富的道德理由而被接受的。
以色列军方发布新的撤离命令后，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中部的布雷吉难民营。
显然在阿克萨洪水中极端和蓄意的暴力被认为不可接受的同时，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治清洗和有意用于恐吓民众的军事暴力也应该属于此类，否则我们就会看到秩序本身被以保护秩序的理由所践踏、撕裂——当然，这种情况不一定必须被避免，这可能是像用杀人的刑罚捍卫用以保护生命的法律的关系那样，是一种内在不一致性的必然要求和显现，但对于以色列来说恐怕并非如此，后面会细说。
而一个阿拉伯人之所以支持加沙或哈马斯，的确可能是因为她是个爱慕前现代价值观的坏分子，但也可能其本身的动机正是捍卫以色列社会的文明，（为此必须）反对它扩张和种族隔离机器的罪行。那么这件事就变得一点也不反讽，就像一个呼吁释放冤犯的律师终于自己被抓进去了，一个反对本国对外侵略的运动家终于被扔到侵略军的车轮前面了，难道她应该笑吗？一个慷慨、愤激的以色列籍的加沙同情者实际上呼唤的是在以色列社会中捍卫和加强（如果不是从零开始实现）平权和正义，这本应不难理解，就像1960年代在美国、法国和日本，显然没有几个年轻人考虑过移民到越南北方去一样。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不难体会到整体的辩证法的真正趣味——尽管加沙在现实中的确是作为一个抵抗堡垒而存在的，但在批评以色列的谈论中，加沙只是一个被殖民化了的，作为对象的观念，只有以色列是存在着的，真正被我们谈论的正是以色列应该如何做。在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穿透对他者的东方主义滤镜，和巴勒斯坦进行一种后祛魅的真实对话，（尽管很不情愿，但我们也应该承认，文化多元主义的倡议对于真正改变这个帝国主义世界几乎没什么卵用。）反而恰恰是毫不避讳地，直接，而且只是面对以色列/西方世界的症结，和其解决本身。
谈论巴以是为了什么？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确了值得被谈论的对象是以色列在它的背景下的存在，以及这种背景本身。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并解决这些东西在巴以问题上呈现出来的问题。很多人将以色列视作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必然产生并集中暴露的一个马脚，我认为这在事实上是不尽然准确的。
当然，以色列为美国扮演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军事角色，并和限制石油价格或对抗泛伊斯兰政治的壮大有关，但当涉及具体的，以色列逾越边界的那些极右翼意识形态，以及赤裸裸的不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完全前现代和非资本主义的，种族-国家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无助于让资本主义或者美元石油霸权平稳地，高效地运行，甚至也无助于以色列自身的安全和外部环境——想象一下吧，如果以色列只是击退敌国的军队并零星打击所谓恐怖行为，而完全不去对约旦河西岸（或者任何1967甚至1948的巴勒斯坦领土）开展领土蚕食转化的工作（尽管它在军事上有很强的优势可以支持这样做），它仍然必须面对许多分治前产生的难民和被驱逐者的愤怒，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从共同的被殖民历史中被赋予的义愤，但比起现在的处境完全有可能好很多。
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13个定居点分离并合法化。
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伦理并没有必要和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支持非法定居点以宗教理由对私有土地的暴力侵占（即便美国历来出于外交和地缘政治原因在各种方面支持和声援以色列，它都几乎一直在批评定居点的事情），更遑论国家和司法机器在这种时候不去反对侵占，保护土地产权和交易秩序，而是出于种族主义理由支持犹太定居者。很显然，这种极丑恶的情况完全处在普世的共识之外，它不是涵盖八十亿人口的作为世界史环节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但巴以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关于一些残忍无理的人和偶发的无底线的争斗的问题。在我们思考巴以问题的解决时，会发现一般性框架的贫乏无力，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些崭新东西的开端上去。（因此，巴以问题并不只是巴以问题本身，将其从整个历史的存在者的背景性框架里割裂出来谈论的做法不必作为一种义务。）
4
向欲望放开臂膀，生命必不停息
千禧普世主义的陨落或许很早就完成了，尽管自它开始荒废以来，从它的符号学地位之火种上取来的炬火还被一个东方大国继承并高擎着。
但是比起被称作欧美右翼民粹浪潮元年的2016年，在两场区域性热战同步发生的今天，我们更加真切地意识到奈格里意义上的“帝国”之失序。即便不是唯一和绝对的霸权者，也总归是拱卫着虚指和空无的世界资本主义御座的圣骑士，那个长期致力于建立和维护与世界帝国的稳定权威相称的，整全的，封闭的意识形态框架的美国，也已经全然堕落，失去其爪牙的寒光。这还是在民粹孤立主义暂时没有掌握主要权力的情况下。
在这种时刻，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坚定地拾起了沙龙乃至更早时期的国族哲学，但这一次没有奥斯陆框架的羁縻。不得不说，锡安的遗民们践行了马基雅维利、尼采和萨特的勇气——如果可以，也算上艾跃进的胡诌——总之，他们无保留地信任自己的正义，特别地，能够以自己的武力开创命运。
失序若是仅因失能所致，则无非有能者代之，亦或群雄并起，还能十八路诸侯讨一讨董卓。但如今的情况属于“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不仅是说拜登的美国，也发生在那些形式上声援着人道主义或巴勒斯坦的国家，甚至那些的确热战着对抗以色列的国家集团中。
可能是自从乌克兰问题超过了一个小时二十二分而未以任何方式得到解决以来，处在各种冲突一线的政治军事集团逐渐达成了这样的新默契/共识：道德谴责是虚伪的，无力的——因为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诉说对象，也就没法转化为形塑现实的力量——其唯一的意义在于给诡谲的军事博弈造势或做掩护。矛盾积累到了不能用观念粘补的地步，人们认清了现实的不可调停，并努力在功利主义的层面谋取生存和控制，仅此而已。
2月4日，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称美国应该“接管”加沙并“拥有它”。
我们应该庆祝失序，但同时拒绝这种新的为世界大战做准备的共识。失序并不是曾经可靠秩序的失去，而只是曾经幻象的倒塌，令现实的开放性以“本真”的面目显露。但当初各安其位的格局得到良好的安排，多边关系可以被斡旋协调的时候，秩序也只是粉饰性的，缠在世界断裂的开放伤口上的绷带罢了。而承认开放性的本来面目意味着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种事实：我们终将必然面对不一样的可能性和现实运作机制——没有戴维营和奥斯陆，没有和平路线图，也没有60年代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简单复刻，我们不知道一切终会以何种方式解决，就像一个拿破仑时代的绅士也许能够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无法想象越南战争一样。我们需要这种绝望的冰冷，而不是投入另一种更加绝望的，赢家通吃的，因循守旧并重蹈覆辙的残酷中去。
即便以色列展现出种种创造和控制局面的雄伟暴力力量，即便我们将看到加沙近于肃清，黎巴嫩一地鸡毛，被入侵的阴影吞没。而另一边的抵抗之弧仅有着造作、诈欺、虚张声势和首鼠两端，赢面无论如何都难堪期待——暂时没有死的总是如此，至于已死者为大，我们或许不忍指责他们做的还不够，但他们毕竟已经死了，遑论赢面。
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赤裸上身，站在狙击手和杀手面前，只呼喊自由的口号，坚信必胜的信念。
即便如此（即便我一如既往是个弧黑），我们仍应坚信，即便强权得到物质胜利的支持，任何人，无论他们处于怎样的绝境和失败之中，仍不必须接受以色列的胜利作为现实答案。这是拒绝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真正关头。不妥协的欲望会永不被击败，我们毕竟不活在征服者可以借助物质的湮灭来使记忆和理念失传的前现代。（这可能是我们依然应该信任的一个框架，或者说，我们至少可以选择坚守的一个框架。）
如今受压迫者的共同体纵是在军事征服下，也难以被从物质上真正灭绝，于是在观念认同上也更不可能灭绝，甚至即便在物质上灭绝，只要拥有某种内在结构共性的共同处境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失败革命的幽魂”依然会在观念上存续。所以，无论军事上的具体抵抗派别如何弱小、无力、动摇、虚伪，只要以色列还在否定原住民族的回归权，还在寻求对大多数人口抗拒占领秩序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种族稀释和清洗，还在垄断定义“他者”的权威，用检查站和哨卡非法采集身份信息以筛选“合范者”，寻求将阿拉伯原住民族隔离为二等公民，建立犹太性的而非普世性的国家，抵抗就不会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