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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偷税”被高调查处，标志着近些年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降温，也宣告了“民左”（民族主义左翼）通过放大和制造国企—民企对立“复辟社会主义”的破产。同时也表明，官僚资产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业已抛弃民族主义左翼，而向民族主义右翼靠拢，以摆脱持续下滑的经济危机。当然，“民左”的这种失势是暂时的，一旦经济走出低谷，还会被重新召唤出来，以迎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挑战，但其感召力会大打折扣，因为，对于越来越多觉醒的无产阶级，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实在太破旧，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光鲜魅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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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微博被封，有网友劝告我讲讲策略，少一些锋芒，多一些蹈光养晦。答曰：账号被封，固然是个损失，但无非换个阵地，继续战斗而已，决不能因此停止斗争，正如革命先辈不会因为有牺牲就放弃乃至背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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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学时，曾读到过一本很畅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介绍的是以“白洋淀诗派”为代表的一些准地下性质的自由主义文学社团活动及创作，包括食指的《我不相信》，北岛的《回答》，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等。这些作品后来被誉为朦胧诗和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改开时期也存在一种“地下文学”，只不过由于互联网普及，不再像文革时期那样通过手抄本流传，而是在网上传播。二者都不见容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和文坛，但立场完全相反，前者右，后者左。我相信，如果将来有人写一本《改开时期的“地下文学”》，同样会很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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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越来越差了，几乎无法看纸质书，手机和电脑阅读必须把字号调到最大，开车更得小心。与视力的快速减退相反，内心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亮和清晰。我确信，倘使有一天双目失明，这种明亮和清晰的感觉会更加强烈，正如30年前我发表在《山花》杂志的短篇小说《预言》中写的那样：“沙丁的目光突然被黑暗遮敝。沙丁知道，那种中断许久的失明状态再次降临了。这将是一种永恒的降临。但他心如白昼，思想的天空澄明无比。”沙丁，是一位预言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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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友的一些过誉之词，我必须重申：我远称不上什么“文学巨匠”，更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托住这个日益沉沦的世代。如果说我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我的写作始终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和信仰，而从未屈服于任何外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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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封禁我的作品，关闭我的帐号，屏蔽我的言论，却无法让我停止思考，除非从肉体上消灭我。但他们如果这样做，非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使我的作品和思想在大众中间传播的更快，这显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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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牌的时刻快到了。我听到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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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去见一个到访武汉的大学同窗好友（小说《一个存在客观主义者在郑州》人物山涛的原型），两人多年未见，刚一碰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要议题还是关于毛时代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我和他处于针锋相对的两极，几十年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对于现实政治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却惊人一致，尽管各自主张的解决方案存在根本分歧——他仍然站在右翼立场，我仍然站在左翼立场，但还是达成了“搁置争议，面对现实”的共识，并为此感到欣慰，分别时互道珍重，依依不舍，仿佛从未发生过争执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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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我的名字在某些平台成了敏感词，我应该感到错愕还是荣幸呢？换句话说，我有那么重要，以至让他们害怕到这种程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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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当国家层面发出“限制资本野蛮生长”的政策信号时，一位公众号写手发文预言：一场壮大国有企业，压缩民营企业，复兴社会主义的“深刻社会变革正在到来”，这篇宣言性质的雄文不仅左翼民族主义群体一片叫好，而且很快被央视和人民日报等权威官媒转载，这位作者也因此被视为国师级的人物，一时风头无两。然而诡谲的是，没过几天，权威官媒突然齐刷刷地撤除了那篇文章，舆论场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被迅速降温。没过多久，国家层面发出了与两年前“限制资本野蛮生长”截然相反的“鼓励和支持耐心资本”的政策信号。我不知道那位公众号写手是否对此发表过评论或怎样评论的，舆论场大概很少有人关注他的声音了。近日，当特朗普的关税大战引发全球金融地震后，他的一篇题为《面对这场生死与国运之战，中国还有哪些反击手段》的公众号文再次爆棚网络，尽管依然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让爱国者血管贲张，但相比同一作者几年前的那篇文章，无论调门和声势都降低了许多，却依然拥趸无数。对此，我忍不住弱弱地问：谁的国运？穷人的，还是富人的？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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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翼，再加上部分被洗脑的底层群众，构成了民族-国家主义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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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种观点：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变为官僚阶级与负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谈点看法供商搉：官僚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区别在于后者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前者通过权力间接掌握生产资料，形成官资利益共同体。至于负产阶级，则是无产阶级在当今世界受官僚阶级压迫和资产阶级剥削的新形态，它没有改变，而是扩大了无产阶级的范围乃至属性（如在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剿杀之下，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抛入无产者或负产者行列）。因此，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并未过时，只不过比以前更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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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决定的，不管它是以官僚权贵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还是以其它面目出现，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就不会消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仍然是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二者之间的斗争就仍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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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发动的关税大战，很可能会在中国掀起新一波民族主义热潮，央视电影频道又该放《上甘岭》，让小红粉欢呼一阵了。而一旦中美关系恢复常态，央视电影频道又会拿出那部描写中美携手抗日的《黄河绝恋》放一遍。民众的爱国情感就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振荡，直到被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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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族主义取代阶级叙事和自由主义叙事，用“红色文化”维持政治合法性，用市场主义打造等级化的利益“共同体”，是官僚-资产阶级制胜的三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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