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为贯彻《共同纲领》的文教工作方针，适应西南地区革命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对干部的迫切需要，1950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创办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西南革大”）。作为一所新型革命大学，西南革大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塑造“新人”的积极探索。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其创建因由、办学特色、历史贡献等，分析其在塑造“新人”方面的作用与意义。
一、西南革大的创建因由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西南革大，是西南地区接纳和改造“旧人”、塑造“新人”、培养干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人才支撑的新型学校。它的创建，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历史背景。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塑造“新人”理论的科学指引
马克思主义关于“新人”的阐述，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在 1847年 1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需要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此相适应，新政权需要“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并创造一批“完全不同的人”即“社会新人”。列宁认为，共产主义建设者是具有广博的学识、马克思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员应当“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在领导人民进行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许多新观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他主张在根据地内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运动，倡导“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在干部教育问题上，他明确提出“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谈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时，多次提及改造旧人、塑造“新人”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周恩来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中指出，对于阶级斗争中可以改造团结的人员，要“使他们参加生产，逐渐地改造成为新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着眼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局，多次强调要建设新文化，培养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新人”。他要求，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二）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经验积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教育和培养干部。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瑞金创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把“训练新的工农干部，以适应目前革命与战争的需要”作为办学目标。延安时期，1936年6月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遵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坚持“少而精，短而少，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教学原则，并创造性运用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三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策略，在 9年的办学历程中，共培养了 10余万名德才兼备的新的军政干部。此外，1937年 7月成立的陕北公学，以培养能够参加抗日的军政人才为办学目的，主要招收社会青年，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注重军事知识的传授，并大力发扬教学民主。陕北公学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培训了 1.3万余名革命干部。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更加成熟，广大干部教育学校逐步树立起“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作风和传统，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人才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西南革大在内的干部教育培训学校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解决“干部荒”问题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体系的全面崩溃，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旧政权进行接管，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并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解决城市管理经验缺乏和干部紧缺等问题，迅速培养一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为推动城市管理、民主改革、镇反肃特等工作提供干部和人才保障，是当时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就西南地区来说，新中国成立前，西南大部分地区的“基层政权管理体制是县乡保甲制”，且“少数民族多数保持着土司制度”，地方政权还把控在保甲长和部分少数民族首领的手中。少数民族聚居、国民党残兵大量存留、匪患猖獗等情形相互交织。要想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做好各方面工作，干部是至为关键的因素。1949年 9月 20日，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区、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去西南，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数十万军队除外，各地集中的县级以上干部约一千二百人，区村干部约五千人，共六千二百人，比一千二百万人口的江西省配备的干部多不了多少。还有一万名须经锻炼才能发挥大作用的学生，以及四川、贵州的九千名地下党员，云南的九千名地下党员，二万人游击队的重要力量。”因此，开办兼具改造旧人员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功能的人民革命大学，培养一大批善做基层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的新型干部，解决严峻的“干部荒”问题，就成为西南地区工作中一项紧迫的历史任务。
二、西南革大的办学特色
1950年5月14日，西南革大在重庆创办，并在成都、川南、川北、西康、云南和贵阳设立分校，招收对象主要包括旧职员、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骨干等。通过渐进性、针对性、多样化的教学策略，西南革大对学员进行思想、理论、技能层面的教育与培训，为西南地区塑造“新人”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以旧职员、青年知识分子、工农骨干为重点塑造对象
西南革大招生对象成分多样，既有旧职员、青年知识分子、工农骨干等，也有宗教人士、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基于实际，各分校办学期次不同，不同阶段招生对象的侧重点也不同。总的来说，西南革大在不同时期招生侧重点的变化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阶段。
以西南革大总校为例，第一阶段以旧职员等知识分子群体为主，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80%，其中有机关保送和挑选的留用人员、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以及少数工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招收旧职员、青年学生等可在短期内缓解西南地区的“干部荒”问题。鉴于“工人、农民的平均文化水平比较低，较难通过考试”这一客观实际，优先培训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员，能够更快解决迫在眉睫的干部短缺问题。同时，旧职员熟悉岗位的工作流程并拥有管理经验和业务技能，可在较短时间的集训后分配于各类岗位。二是招收旧职员等群体可在较短时间内缓解严重的安置和就业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军管会在接管政权后，西南地区“近九十万的国民党军、四十万左右的旧有员工”亟待安置，合理安置此类人员并实施教育改造便成为解决就业问题、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三是西南革大的办学性质与目标是“继承和发扬抗大革命传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迅速提高工人觉悟的革命熔炉……并逐步地过渡到正规的西南人民大学”。以旧职员等知识分子群体为首批主要招收对象，既能起到很好的先行示范作用，也能在先易后难中稳步积累经验，保证后续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第二阶段主要培训产业工人和轮训抽调的在职人员，小学文化程度的占52.2%。产生此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要求加快新型产业工人的培养，以做好生产与后勤工作；西南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但对于“新人”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在职干部需要持续接受教育，以实现从思想到行为的彻底转变；西南革大“坚决向工农开门”的办学原则也要求加强对工农骨干的接纳与塑造。第三阶段主要面向革命干部和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1952年4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计划将西南革大转变为西南人民大学。西南革大为此调整了原有组织与院系结构，尽管也兼有少部分短期专修班，但已着手向正规的新型大学转变。同年 4月 29日，由西南革大拟定的《本期工作初步方案》明确提出，学员“必须具有一定政治觉悟。中学以上文化水平，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学习能培养成为工作中之骨干者”，“主要对象应是革命干部和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各领域的专业和骨干人才，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任务。
（二）以思想、理论、技能为核心教学内容
西南革大注重在教学过程中贯穿思想、理论和技能三个层面的教学内容，以帮助学员成长为内外兼修、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新人”。
第一，对学员进行思想革新。西南革大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员树立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譬如，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学中，西南革大强调，学员要把学习“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同自己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以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西南革大也注重学员的思想总结和民主鉴定，发动“学员们讨论和自学，写学习心得，交总结”，并将部分学习体会刊登于校刊供学员参考。比如，在刊登于《云南革大》的《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一文中，作者坦陈，“当学习劳动观点的时候，虽然在理论上能够接受劳动创造人……但在思想上总不免弄不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正确关系”，而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重新认识二者关系后，便解答了这一疑惑，加深了对“劳动创造世界”等观点的理解。
第二，对学员开展理论教育。一方面，西南革大围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开展普遍性的政治理论教学。不仅在总体上注重对《共产党宣言》《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列经典著作的启发性教学，而且注重深化学员对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研读。此外，还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与形势变化，设置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与政策”等系列课程。为提升政治理论学习效果，西南革大也根据实际情况为学员提供参考资料。例如，《西南革大云南分校第二期学员学习参考资料》（第二辑），摘选了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艾思奇的《从头学起》、沈谊的《什么是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思想？》等几篇文章，为学员正确认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阶级观念”等问题提供了参考。西南革大总校 1952年 12月编印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选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等文章作为学员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参考。另一方面，西南革大还依据形势变化和学员的分类及特点开展差异化、专业化的理论知识教学。例如，针对第二期的工人学员增加了党章党纲和工会法、工厂管理法的教育，针对司法干部学员编印了苏维埃刑法、民法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专业授课教材。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贵阳分校在第四期以后增开了“经济建设常识”和“政治常识”两门课程。为农村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作准备，云南分校则安排了农村政策学习，包括《土地改革法》及减租退押的有关政策规定，并组织了农村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