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的精神被突如其来的威逼击垮了。一天晚上，他交代杜师傅明天晚一点叫他起床，然后，自己热了一锅奶，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的高效安眠药速可眠放进去，夫妇俩一并喝了下去。
人们在翦伯赞的口袋里发现了两个纸条，一个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来，就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个纸条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极为震惊和气愤，指示一位中央负责人，把专案组的人叫到人民大会堂，狠批了一通。毛泽东责备他们说：
“为什么在刘少奇的专案已经结束之后，还要找翦伯赞继续调查刘少奇的问题？”
周恩来也批评他们说：
“毛主席保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让他坐监狱？你们对毛主席不忠！”
后来那位副组长到北大检讨了两次；组织上又给他一个警告处分，后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1968年11月初，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
据毛远新后来回忆说：“11月，我病愈出院，在回辽宁前去看主席，主席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病情。我谈了病情，又说了未让我参加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经过，感觉有点丢人。”
毛远新说的感觉有点丢人的事情是这样的，那是在国庆活动结束后，辽宁工人代表团回去了，他却因病住进了301医院。在10月13日那一天，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到医院看望他，并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接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二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口签到处，里面参会的许多认识毛远新的人都向他打招呼，还有几个跑到门口来与他握手。然而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说，曾绍山同志可以进去，毛远新不行，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里没有毛远新的名字。曾绍山对工作人员说：“中办通知我去301医院接毛远新同志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们查一下。”一位工作人员要他们先在门口等一会儿，说再去核对一下。过了十来分钟，那人回来说：“经过核对，参会人员名单里确实没有毛远新同志，请回去吧。”毛远新甚是尴尬，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返回了301医院。第二天，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管理员吴连登，带着水果点心来医院看毛远新，说是主席专门派他们来看他的，并转达主席的话，要他静下心来好好治病。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报纸上登出消息，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毛远新这才明白，他那一次被当众拒之门外的是党的中央全会。毛远新回忆说：
“主席问：
‘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说：
‘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是曾绍山接我的，说中办通知我参加会议，到了会场又不让进门，很多熟人都打了招呼，别人怎么看？’
主席微微一笑：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
‘我确实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我继续说，‘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到好像是我削尖了脑袋，硬要挤进中央全会似的。’
‘那又怎么样嘛。’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当场被轰出会场，别人会怎么想？的确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
我气鼓鼓地说。
‘觉得受委屈了？’
主席皱了一下眉头。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没有我的事，他们把我带去干什么？还有板有眼地说，是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专门来接我的。这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吗！’
我把一肚子气都撒在了经办人身上。主席问：
‘还有吗？’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
我嘟囔着。主席又问了一遍：
‘说完了？还有吗？’
‘这是故意要我当众出丑，下不来台嘛。’
主席说：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嘛。’
‘没了。’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了。主席依旧不动声色，只是不停地抽着烟。最后，他熄灭了烟头，说道：
‘会议前一天的晚上，总理送来出席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你，是我给划掉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毛泽东为什么要勾掉毛远新的名字呢？原来，按照中央常委会议的议定，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成员，包括列席人员，全部定为中国共产党“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毛泽东认为侄子还不够格，就在周恩来报送的名单上把毛远新的名字勾掉了。后来到了1969年，毛泽东又一次勾掉了毛远新辽宁省“九大”代表的名字。在1973年，毛远新当选为党的“十大”代表，并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毛泽东在审查代表名单时，还要勾掉他的名字，周恩来坚持说：他是辽宁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要带辽宁代表团参加“十大”，不能再勾掉了。毛泽东后来是这样对毛远新说的：“我让了半步，同意你当‘十大’代表，但不能当中央委员。”
这正是：立党为公真伟人，炼就子侄铁汉身。后来非毛造谣者，竟污领袖是唯亲。
再说毛远新听了伯父的解释，在回忆中说：
“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说：
‘那……那我什么意见也没了。’
主席说：
‘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
‘你这个人呐，’主席打断说：‘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我垂下头：
‘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断我的话，指着我说：‘还说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
停了一下，主席接着说：
‘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
‘我……’
我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主席说：
‘别人把你捧上天也罢，踩在脚下说得一无是处也罢，你，还是你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做过些好事也做过错事，我看你优点还是大于缺点嘛。捧上了天，缺点还是客观存在。说得一无是处，优点也还是客观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点自信呢。我年轻时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没鬼，问心无愧，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由他说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
主席边说边把右手向上一挥。我说：
‘我记住了。’
主席接着说：
‘我估计到你心里不痛快。第二天，我不是派护士长代表我去医院看你了嘛。’
‘当时我只顾憋气了，没想过你派护士长去看我的用意。’
‘不是说共产党员要任劳任怨吗？’主席说：‘按照古人的说法，无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时候，任怨比任劳更难哟。当年在井冈山，省委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我被开除了党籍，说只能当个师长，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不能看党的文件。据说是因为我讲了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家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这就开除党籍了？能接受吗？’
主席说：
‘那有什么法子哟，开除就开除呗，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嘛。后来又说传错了，没有开除党籍，只是开除了中央委员，开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
主席摇了摇头，说：
‘我们党是有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对于个人问题的处理，哪怕是上级处理错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见，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当然，涉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这个人呐，受不得一点委屈，任不得一点怨嘛！这很不好，难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评得对，认真地说：
‘我记住了。’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
‘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3遍呢。’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说：‘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5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
‘那你制止了吗?’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
‘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说：‘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
‘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
‘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林副主席呀。’
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
‘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
‘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至于后来发生在辽宁的事情，毛远新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
‘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
‘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
他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我对杨迪说：
‘放心，我会处理的。’
我继续按原定的提纲讲下去。最后，我说：
‘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
‘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再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解放以后几十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
11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过去我们打了22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22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3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11月17日，胡志明委派范文同来华访问。毛泽东、周恩来接待了范文同，就越南和美国5月31日在巴黎开始的和平谈判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
“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还说：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约翰逊说话不算数。约翰逊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100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没有进攻北越，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他是留了一手的。他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他也不穷追，所以那是他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他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他是知道的，但他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
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题目是：《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中写道：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拼死的斗争。”
社论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
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陪同毛泽东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
“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来说，对工人运动来说，对学生运动来说，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壮大发展来说，再有5年时间，就会比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现在已经23年了，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吗？其实，在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就湖北省委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4个字：
“此件照办。”
196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泽东 12月1日
《经验报告》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该厂原党委副书记李某，“过去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运动中把他当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他虽然是旧市委派来的干部，但与黑线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没有其他的问题。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毛泽东在此处批注道：
“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12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在上面特意加上了两段重要文字，他写道：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的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这个通知后来在12月26日向全国各地发出。
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对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要求进行了报道。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原来，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提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主动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会宁县城镇居民的行动，使毛泽东异常兴奋。因为他早就在思考着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城镇里的中学生在复课闹革命以后，一部分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只能在家里吃闲饭。更重要的是，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虎视眈眈，苏修叛徒集团还企图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如果城镇知识青年也像会宁县城的居民一样，到农村安家落户，不正是一个安排、锻炼和保护他们的最好途径吗？于是，毛泽东高瞻远瞩，毅然做出了这个既能保护一代青年避免战争牺牲、又能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还可以改造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带有战略性的战略大部署。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就写道：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时候，中共中央也一再号召城镇知识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还专门为此题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泽东的指示和这个题词，鼓舞、激励了一大批有志知识青年。共青团中央又进行了“组织城市青年下乡的试验”。这年10月，一支有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到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脚下开创新生活。接着，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开了上山下乡的先河。到60年代，这一运动继续发展，涌现出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他们奔赴农村、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说12月22日当晚，北京四中的学生就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打起背包走向了农村。
此后，400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率先闯路，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万、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后共有1800万青年参加了这一运动。这一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了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还进行了知青国营、集体农庄试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发展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形成了20世纪最为壮阔的青年革命浪潮。
1969年1月1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中，公布了毛泽东的两条指示：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过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份关于“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的材料上批道：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1月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人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江部队20军、空5军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的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的会议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他还说：
“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20军、空5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
毛泽东又说：
“省军区检讨我看过，20军、空5军的检讨怎么我没有看到？”
张春桥、姚文元对此进行了说明。
1月11日，毛泽东从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写信建议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就在这一年1月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和护士长吴旭君谈起了美国总统换届选举的情况，这是他非常关注的一事件。有一次，毛泽东说起了选谁的问题，他说：
“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吴旭君问：
“为什么？”
毛泽东解释说：
“民主党上台的时间比较长了，从30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60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毛泽东还说，尼克松要当选。他还表示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吴旭君想不通，怕毛泽东和一个老反共分子交往，会影响他的形象。毛泽东说：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
吴旭君心想，背诗词可比搞外交容易多了，就问：
“哪一首？”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背诵道：
“挽弓当挽强，”
吴旭君见他背了第一句，就接着背诵下来：
“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吴旭君非常流利地一口气背完了。毛泽东说：
“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放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去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
毛泽东说到这儿，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香烟都忘了抽。吴旭君说：
“这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毛泽东肯定地说：
“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总统。
1月2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1月29日，中共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结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被留在北京作检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南萍、陈励耘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月2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
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医院病逝。
李宗仁是在1968年8月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成功地做了手术。但因他长期患有肺气肿、心脏衰弱，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1969年1月26日，他在病床上嘱咐身边的人说：
“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祖国，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请把带回来的那些古书（指他带回来的许多线装书——笔者注）送给广西图书馆，字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在弥留之际，还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在当天批示道：“照发。”
2月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5日呈送的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报告上批示道：
“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关于“九大”的报告稿，他说：
“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笔者注），我不赞成。”
会议初步商定报告稿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开幕。
会议还讨论了第3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
欲知中国共产党的“九大”能否顺利召开，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将他青年时期的独特的社会活动，以一种超大规模和极其特殊的形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再现于神州大地；也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号召红卫兵大串联的那种活动，以又一种新的形式的延续；还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青年人的大规模的野外生存训练。可在毛泽东身后，有不少反对者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所谓的“牛棚”等同看待。他们认为“上山下乡”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场大灾难。有一位旅美的知识青年却与那些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正相反，他是这样评价他自己的那番经历的：“我以前认为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耽误了自己学习专业的最好时间，现在却有了现代化新认识。”“我很是庆幸自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使我有机会走出象牙塔，溶入底层老百姓，经历了不平静和不同。我在内蒙古草原插队7年，7年的插队生活，给了我坚韧、乐观、向上、潇洒的性格。草原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美好的回忆。”“我这7年的插队经历，在美国成为可以大卖大吹的资本，甚为周围众人羡慕赞叹。”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们对于同一件事情，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这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