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乱七八糟”中的“八糟”，指的就是八王之乱中各路“王”，也就是门阀地主、军阀集团的混战，不过即便被冠以“八糟”，之后还组合为乱七八糟的成语，他们对于农民、农奴，对于人民群众的压迫是一致的。他们彼此间的攻伐是他们阶级的政治斗争，在他们那里当然没有人民群众的位置。固然当时历史有五行学说与法理宣传的正当与否的问题，但这顶多不过是政治游戏，重要的还是其阶级矛盾的问题。农民起义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其缺乏地下组织的协同与统一领导，最终被一一剿灭，这正是同我们如今的革命路线相通的。
改良主义改良增加利益一成，资产阶级的逼迫下拿回农民的利益十成，任何试图通过进谏等改良主义的方式改造社会都是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历史上向来也只有被压迫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改变其政治地位才能改变一切。同时西晋末年各封诸侯，统治阶级其内部利益不一致性，使得各地起义军虽然具备自发的占领割据的条件，但也难逃起义军被联合镇压导致涣散甚至被篡夺领导权的局面。那就更不可能实现单点突破，必须坚持地下稳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关系，通过路线斗争避免领导被篡夺。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和历史上革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革命从自发性要走向自觉性的飞跃，而唯心主义的论调，就是认为人类的历史不过就是自发运动的产物，逃不出历史循环。而这一切的完成就必须通过先锋队的领导，牢牢把握政治挂帅和政治灌输工作，将运动蜕变成自觉运动。领导全国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
在如今，谈到西晋的灭亡与东晋十六国，常常见到的要么是传统主义的“司马氏得国不正，导致晋王朝无法长治久安”，要么是民族主义的“汉族内战导致五胡趁虚而入”，这些非科学的、超历史的、唯心主义的史论大行其道，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寥寥无几。在资产阶级专政下，非科学的史观与史论必然占据统治地位。一切对过去历史的看法实际上都是对于当下的政治要求，传统主义观点背后就是要求“统治者洁身自好、道德高尚、要维持长久稳定统治、不要只见小利”的清官论。马列毛主义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重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扫掉散发霉味的各种历史唯心主义，更是为了通过历史来把握阶级斗争的规律，进而为投身阶级斗争而服务。
在执行反动的儒家路线的东汉王朝的后期，爆发了农民阶级的黄巾大起义，豪强地主阶级被农民起义沉重打击，面对这一局面，地主阶级为了摆脱统治危机、延续自己的统治，就不得不去执行较为进步的法家路线，不得不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抑制土地兼并、推行屯田、不分贵贱以法治国、反对故弄玄虚的谶纬神学，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孙吴在初期都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政权。
但是，早在汉武帝时期地主阶级就已经完全摆脱了奴隶制复辟的危险，不再是新兴的阶级了，这时法家路线与儒家路线之间的斗争早就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地主阶级作为剥削阶级总是要扩大自己的剥削所得、进行愚民统治，因此，当地主阶级摆脱了统治危机、在农民战争后恢复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转向更有利于剥削压迫的儒家路线。在三国后期，曹魏、蜀汉、孙吴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儒家路线，司马氏是儒家地主阶级的代表，司马氏把持曹魏政治、建立西晋王朝，是儒家路线取代法家路线的表现。
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段历史对应到当代，不是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进步运动的过程差不多吗？很多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进步运动，其本身的要求（比如国有化、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并没有直接动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但只有在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的支持下，才能推进这些进步运动本身的议题；当工运浪潮退去，资产阶级就会反攻倒算，取消这些进步议题。只有劳动者拥有力量，统治阶级才可能会让步，没有力量，统治阶级就会反攻倒算。一些机会主义者以为拿到工资就是胜利，于是拿到工资之后就把罢工组织解散了，工人们的下场就是被资本家反攻倒算、进一步盘剥。
司马氏专权的曹魏灭蜀汉、西晋灭吴，西晋实现全中国的统一，在全国确立了儒家门阀士族地主的统治。晋朝的门阀制度，就是让一些大地主享有一般地主没有的世袭特权，享有这些世袭特权的地主便是门阀士族，其前身就是东汉的豪强地主。门阀的政治特权，可以让座居高位的高门子弟指定自己的职位由自己的哪个孩子继承；按照规定，晋朝官员可以根据其官品向政府领取一定数额的土地，这是保证士族地主占有土地的下限，对占有土地的上限没有任何规定；晋朝官员根据其官品来“荫庇”佃客与亲属，所谓“荫庇”佃客，就是可以抓流民当自己的农奴，所谓“荫庇”亲属，就是按照宗法礼制来支配亲属，其中的大多数亲属会成为自己的依附农。西晋还实行课田制，就是无论农民有没有五十亩土地，都要按照五十亩收税；《晋律》规定死罪一下可用钱赎罪，赎死罪所需的不过黄金2斤，这不过是把地主杀人越货正式合法化罢了，所谓赎金对地主是象征性的惩罚，对农民是极难支付得起的；西晋晋武帝时期，大肆分封司马氏家族的人当诸侯，这些诸侯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兵和食邑，而且有权率领中央军队坐镇一方，甚至可以大肆抓人当奴隶卖掉。
执行儒家路线的西晋王朝，不仅对农民敲骨吸髓、治下各地流民四散，而且为了应对人民造反不断增加各地兵马、穷兵黩武、其各个州郡犹如各个独立诸侯，更是加重了各族人民的负担，人民对西晋王朝恨之入骨。
晋武帝大肆分封诸侯，不过是加速了各地门阀地主集团的形成，使得各地地主集团更快在明面上互相攻伐罢了；执行儒家路线的西晋，哪怕不分封诸侯，也不过是推迟了各地地主集团的形成，之前的东汉王朝早就在王朝中期面临各地割据的窘境，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各个司马氏的王开始互相争斗，准备攫取中央大权，最终在晋武帝死后，晋惠帝时期爆发了“八王之乱”，各个诸侯王与中央政权之间进行大规模的明面上的内战。
诸侯王之间的争斗进一步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迫使更多农民变成居无定所的流民，也破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这助于人民在各地诸侯无暇顾及的地方组织起来举行起义，但是起义的领导权在谁手里是要看情况的：
在四川，公元301年氐人李特领导汉族、氐族流民起义，不断与四川各地地主武装与晋朝州郡兵作战，李特在围攻成都的战斗中牺牲，之后其弟李流继续与晋朝地主武装作战，于304年攻入成都，解放了整个四川盆地，之后李流就去世了，其子李雄被流民推举为王，之后改称帝，建立成国，史称成汉。
成汉政权是由农民起义而建立的政权，在这个政权的头一个时期，不讲仪仗、职官不排序、不讲服饰区别、政事宽简、租调单一、徭役从轻、不歧视任何民族，保持着农民领导的特征。李雄死后，国号改为汉，这个时候成汉政权的领导路线发生了大变动，这个先按下不表。
在荆湘，西晋王朝强征农民、流民去镇压四川的李特起义，激起了人民造反。苗人张昌发动起义，不到一个月就团结了三万人民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之后起义军活动涉及五个州，一路专政地主阶级，杀死晋朝的平南将军桓伊、新野王司马歆，之后由于起义军寡不敌众，被各路地主武装联合镇压。
张昌起义结束了，但荆湘人民没有结束战斗，在311年，五万家人同时举行起义，推举杜弢为起义军首领，攻取了湖南、进逼武昌，之后占据江南的琅琊王司马睿派陶侃、王敦两路大军围剿，起义军战败，杜弢在战争中病死。
在北方，人民也发起了很多起义，这些起义往往响应并支持刘渊的号召。刘渊，字元海，晋朝册封的匈奴单于，喜欢读《左传》、《孙子兵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个大贵族，其本人的这样说过：
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
可见，他不过是在利用人民对晋朝的怨恨、对西汉初年的开明社会的怀念来号召人民重建汉朝，这不过是为了满足其改朝换代的个人野心罢了，其人不过是第二个刘秀。刘渊于304年称汉王，建立汉国，史称汉赵、前赵。
公元306年，刘伯根在山东起义，之后王弥带着自己的家仆加入这支起义军，之后刘伯根战死，王弥就篡夺了这支起义军的领导权，然后加入刘渊的队伍。王弥，其家世二千石；他的祖宗王颀，在曹魏担任玄菟太守，在晋武帝时，官至汝南太守。王弥此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主子弟，这种人会带着自己的私兵混入农民起义军队伍中，然后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将起义军转化成地主武装。
在305年，还发生了汲桑、石勒起义，汲桑是普通的牧民，石勒是羯人，早年间作为佃客租种地主的土地，后来被并州刺史司马腾的军队抓去当了奴隶，被卖了钱充军费。汲桑带领牧民、逃亡农奴、囚犯发动起义，转战淮南、河北，在一次战斗中汲桑牺牲，这支起义军转由石勒领导，后来石勒攻下河北的襄国、邺城，因为面对形势不利就投靠了刘渊，被刘渊封为冀州牧、幽州牧，这时的石勒起义军仍然与刘渊保持着独立性，只是接受个封号而已。
刘渊于308年称帝。在其死后，其子刘聪即位，311年汉赵政权攻入洛阳，316年其手下刘曜攻入长安，西晋灭亡。之后，西晋的残余势力主要分为三份，一份在江南，这部分就是后来的东晋，一份在陇西、甘肃，这部分就是后来的前凉，一份在辽东、辽西，这部分就是后来的前燕。
可以从西晋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中看到，即使是在全国遍地互相攻歼的封建割据政权的时代，只有在全国遍地的农民起义的时候，这样一个封建王朝才能灭亡。西晋末年的的大起义，基本上起义都是自发举行的，各个起义军之间在最开始就基本就没有联系，面对互相内讧的各路封建割据政权，活下来的农民起义军依然屈指可数，许多起义军不是被镇压了，就是被地主阶级篡夺军队领导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