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
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
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
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话说1969年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文章。
文章中说：苏联欲运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导弹基地、西昌核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全世界都震惊了。
勃烈日涅夫获悉《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气得简直要发疯。他原以为美国是会同意他的计划的，最起码美国也会保持中立的立场。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秘密计划竟然被美国人出卖了。
苏联准备核袭击的消息，也第一时间传到了中国。周恩来心事重重地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正在游泳，他披上浴衣，走进客厅，神定气闲地招呼周恩来说：
“恩来，坐下说话。”
“主席，4位老帅的紧急报告，你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沙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接着说：“勃烈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儿哩！”
他看到周恩来神色忧虑，继续说道：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略一思索，紧锁的眉头一展，陡然间眼眸一亮，兴奋地说：
“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
“只是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说：
“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可看了。”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地说：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勃烈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他说：
“主席，4位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担心的是，搞集会，毛泽东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体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说：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听说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不搞集会，这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现在，几十万人要集聚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周恩来反复掂量如何利用警报后的5分钟，苦思冥想，以求万全之策。毛泽东看着周恩来，笑笑说：
“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我看不要早，也不要晚，过节前几天就挺合适，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他们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笑了，说：
“好！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选两个日子就可以了。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周恩来得了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去向有关方面传达，布置工作。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很快便成为中国全社会备战备荒最响亮的口号。各级政府在全民中广泛地开展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袭击、防止核辐射、核污染的应急训练，北京等所有大中城市到处都在开挖防空洞，一些军事部门和重要国家机关也开始修筑地下工事。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较为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全国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
东北边境最精锐的240多万大军也已严阵以待。分布在东北、内蒙、新疆等地的数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提前疏散到既能躲避核打击，又能随时准备补充部队、投入战斗的地方。
就这样，中国形成了“7亿人民7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局面。
1969年9月1日，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中国派出第4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9月2日9时47分，胡志明主席逝世。胡志明在弥留之际曾留下遗言，他说：“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打了。”
毛泽东获悉胡志明逝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立即派周恩来组成党政代表团，准备前往河内吊唁。
周恩来给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发去署名电报说，胡志明主席逝世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日是同一天，请你们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没有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9月3日，越南发布消息称：胡志明在这一天逝世。
9月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他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悲痛地说：
“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
在此期间，毛泽东为悼念胡志明献了花圈，他在白色缎带上写着：“献给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胡志明同志！”
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团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主席。他借此机会，向中国同去吊唁的党政代表团提出，希望能在回莫斯科途中到北京为其专机加油，并同中国总理会谈。
周恩来马上将这一信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打破以往的模式，同苏联领导人接触并开始谈判，于是就让周恩来通知柯西金，同意他的请求。
此时，返回苏联的柯西金专机已经飞到了中亚的塔什干，在收到毛泽东同意他停留北京的消息后，立即绕了个大弯子，飞到了北京。
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贵宾楼与柯西金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他对柯西金仍以同志相称，就最近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向柯西金提出了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中苏分歧的意见，他说：
“柯西金同志，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是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在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柯西金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又说：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在有争议的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去侵略别人。可是你们却调动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要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我们吵架应该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也表现出了愿意和解的态度，他说，苏联无意攻击中国。他承认两国边界存在着争议，希望两国不要为边界问题而打仗。周恩来说：
“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
周恩来和柯西金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谅解协议。
两天后，周恩来将会谈的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的一篇文章，文章中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尼克松为此召集紧急国防会议。他们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
为此，美国决定采取3条措施：1、要尽快恢复中美华沙会谈。 2、利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3、美国亮出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保留下来尚未动用的一张王牌——“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关于中美会谈，本传前边已经多次提及，早在1955年7月13日，美国政府就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7月15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中美两国从1955年8月1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了大使级会谈。后来，会谈的地点又移到了波兰的首都华沙。但是，由于美国始终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军的意向，所以，会谈历时15年135次，始终都没有任何结果。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同苏联争霸世界的斗争中，它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苏联取代了。1969年，美国共和党人尼克松总统在换届选举中获得连任，他客观地审视了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尼克松连任就职演说读给毛泽东听。当毛泽东听到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他马上意识到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出现了转折，就高兴地说：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后来，尼克松上台伊始，就要求基辛格“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这一次，尼克松又要求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达信息给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结束中美之间的敌视状态。美国驻波兰大使为了实现与中国政府恢复中美华沙会谈，在华沙发生了尾追中国大使的一个戏剧性事件，一时成为趣谈。
毛泽东获悉这些重要信息后，在中苏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做出一些重大的外交决策，积极开展对美外交，努力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打开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9月16日晚，新华社广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
9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有29条。其中第22条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些口号时新添上去的，他写的是：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在这29条口号中，还有两条是关于备战的，一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二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9月23日零时15分，中国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一阵惊天动地巨响后，地爆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将试验区山体猛烈地摇晃起来。
9月23日，毛泽东结束了历时4个月的行程（途经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济南），到达天津，列车在专用线上停了下来。与岳素花同在一个车厢工作的列车员小王跑过来告诉她说：
“一会儿主席下车散步，和大家照相。”
岳素花听到这个消息，急切地说：
“我正值班呢，怎么办？”
和岳素花在同一位置站岗的警卫战士说：
“你去吧，有我呢。”
岳素花快步赶上大家，朝毛泽东下车的方向跑去。大家看到毛泽东下了车，都热情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朝大家挥挥手，鼓着掌走进了人群。专列上的刘队长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有人搬来了藤椅，让毛泽东坐下和大家合影。毛泽东用手拨开藤椅，顺势坐在长满杂草的地上，对大家说：
“我们是自家人。”
大家很快便围在了他的周围，摄影师连连按动快门，为大家留下了永久的纪念。毛泽东听摄影师说“好了”，打算起身，却没有站起来，笑眯眯地望着身边的人说：
“起不来了。”
大家赶忙扶着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不知是哪一位女孩子说：
“主席，和我们女同志单独照一张吧。”
毛泽东没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站在那里。摄影师朝岳素花等人使了个眼色，十几位女孩子又迅速地站到毛泽东身边照了一张。周围的一些服务人员一见还可以照，又陆陆续续地跑过来拍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四周，问：
“还有没照的吗？”
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又赶紧围过来照了一张。
9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视察天津。他分别接见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郑三生、警备区政委刘政及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和天津陆海空三军部队负责人。
是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一个重要指示，他说：
“军队不要松懈。”
中央军委立即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还传达了林彪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
9月29日，中国再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高空氢弹爆炸试验。
在中国两次核试验期间，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都收到了中国西部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马上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和又一次高空爆炸核试验。
这两次核试验是中国进行的第8次和第9次核试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苏、美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可是，奇怪的是这次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同前7次对核试验连篇累牍、热烈庆贺的情形完全不同，一连几天都悄无声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一直保持着沉默。全世界对此无不感到惊讶和疑惑，种种五花八门的猜测接踵而出。美联社的一篇评论虽然有些自以为是，却也获得了广泛认同。评论说：中共最近秘密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空核试验，其相隔时间之短和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非常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9月30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目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社论。社论的最后部分，用毛泽东添加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
这一天，首都军民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先念、阿沛·阿旺晋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
登上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的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代表995人。毛泽东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亲切地向他们招手、鼓掌。
应邀参加大会的各国贵宾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越南南方、柬埔寨、刚果（布）等国的代表团。毛泽东同客人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斯特朗也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林彪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将毛泽东添加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
接下来，首都40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抬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字标语，威武雄壮，气势夺人。
毛泽东在城楼上惊喜地发现了“赤脚医生”方队。
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赤脚医生”。队列的前边是一辆特制的宣传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赤脚医生”姑娘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毛泽东微笑着，身体向前微微倾斜着，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
此时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后来在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会议。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再说毛泽东在城楼休息室会见了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
“咱们的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同志长期和我们一起作战。反美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朝鲜同志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是一道走过来的嘛！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
“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反对反斯大林，这一点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错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基本上是好人。斯大林对苏联革命对世界革命有贡献。反斯大林，实际上反的是十月革命后继续执行列宁主义路线。”“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界已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他们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10月4日，新华社在一篇与中国国庆节前两次核试验的相关报道中说：中国核试验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打击”。
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声明中说：
“苏联方面又在中苏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污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0月1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李先念等人。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有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的代表10000多人。
10月14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南下，第一站停留在武昌，入住在东湖宾馆。专列停放的专用线由王家墩机场改为山坡机场。此后，毛泽东很少出去散步，也不会见任何客人。这是他考虑重要问题或者准备做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
据列车员岳素花回忆说，毛泽东此次外出，“前后历时6个半月”。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心慌意乱地向勃烈日涅夫报告说：
“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的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分火急，他们只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时再送来。”
勃烈日涅夫不相信这个消息，他说：
“美国会站在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
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烈日涅夫报告说：
“情况属实。两个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尼克松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4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立即开始。”
勃烈日涅夫听完电话，愤怒地喊道：
“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烈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道：
“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定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实验，其命中目标的精确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于是，苏联方面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说，双方可以在1969年10月20日开始谈判。
毛泽东获悉苏联提出的谈判消息后，怀疑苏联的这一做法，很可能是为了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而施放的烟幕。于是，他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马上做出决定：一方面答复苏联方面，同意谈判，可以首先在北京举行两国副外长级谈判；一方面在10月20日以前把在京的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这一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全权主持。
欲知在京的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疏散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传第九卷最后叙述了毛泽东1969年3月中旬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曾经说过的话：“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他身边的人问：“美国人高兴吧？”毛泽东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让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身边的人说：“中、美、苏3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毛泽东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本章所说的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1969年8月28日发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信息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一番谈话，更是妙之极矣！他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美国“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我看不要早，也不要晚，过节前几天就挺合适，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他们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果然“下河趟浑水”，在10月1日前后不自觉地配合着毛泽东震慑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头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古已有之。但毛公的胆魄和谋略着实惊人，能同时“指挥”得两个超级大国头子“团团转”，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
综上所述，毛泽东可谓是腹有韬略，料事于无形。他每临大事有静气，当机决断，奇妙无比。真正的政治家当如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