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我大学毕业了。同月，王霙主演的电视剧《井冈山》上映开播。

　　我走出大学校门那一刻，感觉自己就像走出监狱的人犯那般激动——自己再也不用为各种厌恶透顶的考试发愁了。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来到了工作单位报到——南方某铁路局，抬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参加完单位组织的“大学生培训”后，跟其他“同学”一起去物资科，领到了各种作业工具和劳保用品——铁锤、扳手、钳子、手套等各种工具足有50多斤。最后我接到通知，大学生需要去一线锻炼——工区驻站。

　　一线工区站，不是在一线城市，不是在省会城市，也不是在地级市城市或县城，甚至连村都不是，是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沟沟里。来到工区后，认识了工区里的同事：一位在铁路上干了十几年的工长——大专毕业的，两位在铁路上干了30年左右的工人老师傅，两位上一届毕业的大学生——都是重点大学或211大学毕业的，2位铁路子弟——当兵转业到铁路的，还有已经转正了的3位大专生。

　　“官大一级压死人，跟他吵没意义！”

　　进入工作岗位后，我们“大学生”的工作，其实就是跟着单位指定的师傅，每天背着工具包出去铁路上打螺丝——巡检电气设备、查电路、换灯泡等。我的师傅是位质朴的老工人，他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毛时代），铁路工人是被尊为“铁老大”的，工区还养着猪，生活条件很好，大家都很齐心，工区是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家”。但慢慢的，他觉得这种“家”的感觉消失了，剩下的全部是冰冷冷的工作关系，只想干完活赶紧下班。师傅的絮叨，刚开始我不太懂，但后来发现，他的絮叨意味着年轻人的人生充满绝望！

　　11月，一年一度的铁路大修开始了，机关单位里派出来了两名技术员到工区巡查。在吃饭的时候，质朴善良的老师傅因为工作安排问题，提了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被两名“钦差”当场辱骂式驳回。我不太懂这里面的“窍门”，师傅被无端责骂，我气不过就替师傅说了句话，结果我也被“钦差”指着鼻子骂：“你以为你是谁啊，大学生算个屁啊。都来到工区了，还不老实一点！”师傅看着要吵起来了，赶紧把我拉到一边，说道：“官大一级压死人，跟他吵没意义！”然后没过多久，我就成为一个“刺头”在机关单位被传开，“他们”一致认为我这个大学生有“架子”。

　　有一次半夜出工检修，工区的工长（没得任何行政级别）故意拉着我跟他搭着干活。我跟他抬着一台很重的发电机在铁路上晃悠悠的走，一边干活，他就一边讥讽我道：“你狗屁不懂啊！大学生了不起啊！？你那么牛你家里有人当官吗？！在铁路上没得关系和背景，你一辈子就是跟我一样了，就是一名普通工人。你要有关系、要运气好一点、会来事一点，才有机会调回机关里，成为技术员。十几年前，我也是大学生！！！”我不知道他哪里得来的无名火这样针对我，我也不知道是他的哪句话刺痛了我，我愤恨的将发电机往道渣上一甩，然后转过头对着工长怒目而视，把工长吓得退了三步，他以为我要打他。

　　致此，大学毕业的那种兴奋和意气风发，就此湮灭了。我开始认认真真的思考自己的未来，我又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绝望中——难道我的未来真就如此，可以一眼看到头了吗？！我师傅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难道我真的要在铁路上打一辈子的螺丝？这样的“铁饭碗”好似人生的“坟墓”，沉重得让人窒息！

　　工区的值班室有台破烂的彩色电视机，供值班的人可以看电视。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我主动去替人值班，因为央视正在热播电视剧《井冈山》。每当片尾响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的心就五味杂陈并沁出了泪水，心里总会冒出问号：现实与理想怎么相差这么遥远？！我开始细细思考师傅的话：毛时代工区是一个“家”——团结、有爱、互助，现在的工区是“冷冰冰”的——基于等级森严的权力关系。对师傅絮叨的反思，我朦胧的感觉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工友关系。

　　“我砸了‘铁饭碗’，来到市场上游泳”

　　次年4月的一天，比我早一届的一位大学生喝酒后，在暴雨中大吼大哭，没过几天他辞职回家考公务员去了；5月，另一个早一届大学生（铁路子弟），调回了环境相对较好的车间；6月，有一个在工区干了6年的大专生，托了关系找了公路局的“铁饭碗”回到城里，于是辞职了；7月，工区一位干了10年的工人，因老婆嫌弃他太穷，要跟他离婚；8月，有位干了3年的大专生因为带着耳机在铁路上干活，差点被火车撞死——火车停了下来，该事故导致全工区被考核——只拿到一半的工资；10月国庆节，我到广州散心，朋友（大学铁杆、北方人）问我想去哪里玩，我说：“带我去南方人才市场！”

　　到了人才市场，才发现居然有这么多民营企业国庆节不放假的在招人，而且很多还是互联网明星企业。有百度，有阿里，有各种知名的门户网站，他们招聘最多的岗位就是营销专员——通过打骚扰电话去找客户，这是当时最流行的营销方式。我找几家互联网企业递上了我的简历，有家刚拿到B轮融资的企业跟我谈了薪资，他们开出的底薪，居然跟我在铁路上的“铁饭碗”薪资持平了，而且开单后还有20%的提成，他们号称做得好，可以轻松月入过万。我心动了，我纠结了一夜，于次日下了决心，给单位的人事科打了电话，告知我要辞职，不回去了。就此，我砸了“铁饭碗”，来到市场上游泳。

　　掉进市场上来游泳，但市场不是游泳池，而是没得终点的汪洋大海。对于身无分文的穷青年而言，在市场上游泳，他是连一条可抓住的舢板都没有的，更不用说救生圈。进入互联网公司做营销专员，每天需要打200个以上的骚扰电话——可参考好莱坞鸡汤电影《当幸福在敲门》。而且2个月不开单，就会被辞退。那个互联网公司在广州的分公司有100人的营销团队，但1个月内只有5个人开单。营销总监每天早上给大家打鸡血洗脑，说世界上为什么只有5%的人能成功，因为就是他们打了足够多的电话，见了足够多的客户。而我10月份刚砸掉“铁饭碗”，12月就尝试到了什么叫被炒鱿鱼——打了上万个骚扰电话却2个月没开单。

　　砸掉了“铁饭碗”，作为农民的老父亲很不理解，甚至痛恨我。被互联网公司辞退后，我回家去过2009年的春节。回到老家后，我关在屋子里，一个月不曾出门，脑袋是空白的。过完春节，我鼓起勇气又来到了广州，在朋友的陪伴和帮助下，在广州火车东站旁边的城中村里，找了一个阴暗潮湿的握手楼租了间房子——楼下住着撑腿撩人的站街女，开启了广漂生涯。

　　由于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在市场上能够获得的工作岗位，只有销售岗位。而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销售岗位，拼的就是人海战术，号召的就是996福报。拼人海战术，就是不断的招人去做电销机器——承受巨大的压力和耐挫折的能力，50%的人坚持不了两周，80%的人坚持不到2个月。每招一批人，只有20%的人能够坚持2个月，其中10%的人开单留存下来了，另外的10%的人，就要作为“警示耗材”给处理掉——没有任何赔偿的辞退。2009年初，我鼓起勇气好不容易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他们所谓的阵地上坚持了5个月，最后没有连续开单，又被辞退了。充满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这样的烂舢板，再次把我推入大海，任由我淹死。当我再次被冷血透顶的资本当做人力资源给消耗掉时，我陷入了异常沉重的反思中：我被社会如此抛弃，究竟是我错了，还是世界错了？

　　出租屋里，大脑升级

　　我又失业了，我被困在昏暗阴湿的城中村里。我打开电脑，疯狂的搜索着各种关于社会评论的字眼，同时做出我的思考。我认为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不能让人这样绝望无助；我认为，资本不应该如此冷血，把人作为一种纯粹的人力资源；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他首先应该保障每个人获得平等的生存权。为了论证究竟是我错了，还是世界错了，我开始翻阅马克思的著作，并阅读各种经济学著作和哲学著作，强迫自己开始各种思考。为此，我有天差点猝死在昏暗阴湿的出租屋里——因为阅读和思考且作息混乱促使身体太过疲劳，导致低钾瘫痪在出租屋，当时只能是脖子以上能动。

　　在那个出租屋里，我发现《独立宣言》所描述的内容，缺失核心的内容——用于保障生存的基本经济权利。《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如果没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如果没有基本的生存权保障，《独立宣言》所描述的其他的一切权力都是“水中的月亮”。

　　在那个出租屋里，我发现马克思的《资本论》缺少对生产资料支配权的描述。如果公民没有享有平等的生产资料支配权，那么所谓的“公有制”就是虚假的。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名义上虽然公有，实际上其实是腐败透顶的官僚经济——权力者支配生产资料，所以苏联灭亡是必然。真正意义的“公有制”经济，应该是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权力支配任何生产资料。

　　在那个出租屋里，我发现贫富差距的原因，不是源于自己的不够努力，而是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当自己未曾犯罪而倾尽全力去生存，却依然无法生存的时候，不能轻易的怀疑自己——这是世界错了，不是自己错了。经济权利的平等，源于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获得。而支持生产资料支配权的，是由生产资料支配工具来完成，即暴力、权力和财力。暴力可以掠夺生产资料，但是写进了法律；权力可以调拨生产资料，但是只有官僚掌握；财力可以投资购买生产资料，但是只有老板享有。而普通人既不能使用暴力，也没得权力，更没得财力，他的一生就只能在生存边沿挣扎。

　　2010年，还是在那个出租屋里，我在搜索各种社会评论的帖子中，得知了国内有右派与左派之分。右派主张全面倒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但是那是基于资本金权秩序下的社会文明。而基于资本金权下的社会文明，失业是常态，生存权毫无保障。没有经济权利的保障和平等，所有的自由和权利都是虚假的，甚至是虚伪的。左派主张回归传统计划经济，让每个人都抬上一个“俸禄制”铁饭碗。但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未能实现生产资料支配权的平等，而且那个“铁饭碗”只是瓷饭碗，有权的人说砸就能砸——上个世纪几千万抬着“铁饭碗”的工人瞬间被下岗。

　　网络上的右派，他们对自己的理念（基于资本金权构建的普世价值）充满迷之自信，字里行间都是道德和道义上的优越性。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在官权面前，他们强调人权的优先性。但是在金权面前，人权不具有优先性。如果他们在金权面前追求的是人权的优先性，那么现实中的金权给人权带来的种种残酷碾压，比如工厂搞的双十二两班倒工作制度，有富豪宣称公司搞996工作制是福报，无数民企无故辞退员工不做任何赔偿，将是他们首先批判的对象。他们在金权侵犯人权面前默不作声，他们秉持的是金权至上的理念。不过右派也有正义性的一面，他们在非金权侵犯人权的时候，他们勇于挺身而出，去伸张正义，与强权恶斗。

　　网络上的左派认为，真正的人权就是基本的生存权得到保障，所以他们提倡每个人都抬上一个俸禄制“铁饭碗”的想法，渴望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不过全民抬上“俸禄制铁饭碗”来保障公民享有生存权，有三个核心的问题他们不曾触碰。首先是这样的铁饭碗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就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言，这样的主张怎么可能成为现实？其次，传统计划经济的铁饭碗，其本质依然是搞等级工资制度，而且是基于农民的“口粮制”来实现，显然这样的生存权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不是一种平等的生存权解决方案。其三，回归传统计划经济，他们至今为止也没有提出一个任何可行的路径。就今天的经济环境而言，无数私营企业和工厂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无数工厂老板巴不得有人可以将他们从“经济泥潭”里捞出来。也就是，如果传统计划经济可行，左派只需要提出一个可行的经济解决办法将这些濒临破产的企业“收编”，这些“资本家”们是愿意配合的。

　　青年的命运，就是社会的命运

　　2011年，网络上发生了一场“蛋糕论”争论。其中一个观点认为，需要先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需要先做好蛋糕分配，才能更好的做大蛋糕。基于当时两种观点的讨论，我写了第一篇时论文章《中国目前唯一的出路，是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革》。我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无一不是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所致。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在市场上的体现无非是，所有企业最困难的是销售与业务的开拓，而不是生产。生产对于当下的任何企业来说，是可以轻松解决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就像煮饭的电饭锅，一口电饭锅的最大容量，只能煮出来5斤米，放进去6斤米是毫无意义的。而中国当前有三口锅，即农民的小农经济、“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小农经济效率极其低下，“国有”（实际是官有）经济“老鼠”（贪官）太多，市场经济缺乏市场——外需受限、内需不足。所以解决经济问题的核心，不是分好蛋糕来确保做大蛋糕，也不是做大蛋糕再去分蛋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什么样的锅早就决定了蛋糕怎么分，比如按资生产就决定了按资分配，按权生产就决定了按权分配。今天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需要搭新锅去做大蛋糕——即进行生产方式的创新，在小农经济、官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之外，再构建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距离2011年，这眨眼间就过去十几年了。虽然我学会了一点在市场上游泳的技术，个人的经济也不再是年轻时那般窘迫，但是泳技再好，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汪洋大海和冷血的特色民营企业面前，这毫无意义。我已经超过了35岁，已经是被资本经济和官有经济双双抛弃的年龄，我随时会被它们推进生存毫无保障的困境。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再次开启思考，决定自己去寻找生存的希望之光明。同时希望广大还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水里挣扎，或者把人生埋葬在“俸禄”里的广大青年，也能勇敢的去思考和追寻自己的未来和命运。

　　青年的命运，就是社会的命运，也是国家的命运。如果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甚至是世界，连青年的生存保障都不能给予，它必将倾覆！主义信仰也好，普世价值也罢，如果不能解决平等的生存权问题，它就失去了值得广大青年去追求的意义。我们不能被各种毫无意义的概念迷惑，拒绝一切宏大叙事，我们只关注普遍的生存权保障和平等的经济权利获得。

　　在21世纪，在数字货币已经成熟的时代，我想我们是可以追寻到这样的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