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提出这一计划改变的，正是毛泽东！
10月24日午时，陈毅、邓小平邓致电中央军委，根据“东线打响后”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提出了中原野战军主力配合华东野战军“歼黄”作战的三个方案：
军委转饶、粟、谭，并刘、邓、李：
一、开封驻一一九旅，时刻推备逃跑.我仍计划捉捕，但最大可能是无战斗占领开封。白崇禧梗日令黄维三个师折向北进至方城、叶县地区，判断该敌将集结于深河、许昌地区，企图拉我回头，或经周家口东援，计算该兵团陷世日终可达漯、许。张淦之七军已达枣阳及其以北，是否尾黄维北进，尚未判明。
二、我们确定于有夜（25日夜）（天雨可能推迟一天）先以一、三、四纵东进，九纵以一个旅暂时担任郑州城防，一个旅位于郑州、中牟之间，该纵主力待机东进。此时我主力感日可占开封，休息一天，再以五天行军于戌冬日进至商丘南及西南地区，于东线打响再视情况决定行动。
三、我进至上述地区后之机动，有三个方案：
甲、东线发起战斗后，乘邱兵团东进，而黄维兵团又较远离时，我集一、三、四、九纵及华野三广两纵抓住孙元良而歼击之。此着好处，歼孙元良一两个师把握较大，亦可能抑留邱兵团一部。
乙、如孙兵团不好打，则以六日行程佳灰左右进至徐蚌线，实行军委原定任务。
丙、我进至商丘地区时，如黄维兵团三个师孤军东进（即张淦没有尾进），亦属歼灭该敌一两个师之良机，但其缺点是协同东线困难，只能以三广两纵拉孙元良。
四、无论那个方案，我们位于商丘西南均机动。如邱孙两兵团提前东进，我拟提前尾其东进，执行第二方案。
五、如果我们进至徐蚌线，必然抓住孙元良及邱、李各一部。但如东线不能在十天以内解决战斗，则黄维兵团可能赶至，我们将处于狭窄河川地区，困难较多，机动不便。
六、如敌北进，建议刘李令六纵紧尾该敌。
七、请军委考虑指示。
陈邓
酉敬午[1]
反应迅速，很有担当——当时刚完成郑州作战位于津浦路西的中原野战军主力仅四个纵队，加上华东野战军配属的三纵和广纵，也才五个半纵队（两广纵队编制兵员仅数千人），要兼顾孙元良、邱、李兵团和刘汝明的四绥区，以及有可能提前东进的黄维兵团（或有张淦兵团紧随），陈、邓能作出这样的担当，干系很大，责任也很大。
这段日子毛泽东大脑活动肯定是非常紧张频繁，既要为东北正在进行的战略决战殚精竭虑，也在为如何调动各种力量保障华野主力歼黄作战顺利完成煞费苦心。就是对自己提出的“直出徐蚌线”，也是在心中反复掂量，盘算着利害得失——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粟裕对黄百韬的作战打得顺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和华中集团可能援徐之兵力的牵制作用。10月25日3时，在收到陈毅、邓小平日前午时电后，他又提出了一个“中野主力渡淮南进”的方案供陈邓选择：
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以你们全军四个纵队十一个旅（只留九纵—个旅守郑州，秦基伟率九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你们则忽集忽分，机动对敌，准备在该区坚持两三个月。此着为敌人所不及料。敌为防我渡江，必从徐州附近分兵南压，亦有可能从白崇禧系统调兵向东。我华野则可能于两个月内，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取得大胜。如敌以重兵对付你们，则你们可用暂时分散作战的方法．将全军（十二个旅）分散配置于江、淮、巢、运之间躲过其压力，以待华野之南下。最后决定，可待你们到蒙城以后。如那时认为此策不便，则执行徐蚌作战方案。[2]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以后来那个演变而成的“决战”为参照的话，中野主力“渡淮南进”案也是相当厉害也相当诱人的一着棋：中原野战军主力渡淮南进，相当于“剑指中宫”，直接威胁南京，属于“攻其所必救”！华中、徐州两“剿总”都必然会分出重兵前来“勤王”——而且很可能是如邱清泉兵团黄维兵团这样的精锐劲旅。如此，敌徐州、华中两大集团兵力必然大为削弱，也肯定会使徐州“剿总”在徐州安全和东援黄百韬之间左右为难首尾难顾，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更可以放手大打——毛泽东在该电中对淮海战役的目标函数又作出了重大提升：“两个月内，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
然而，此案依然是有利有弊，倘若陈毅、邓小平当时就选择该案，那我们肯定就很难看到后来的那个“南线大决战”了：中原野战军主力对华东野战军的策应和支援，仍然还是“战略配合”，徐州、华中两大集团派出重兵在淮南与中原野战军主力纠缠以解京畿之危，中原野战军主力将疲于应对，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徐州之敌可能放弃徐州倾巢南撤，华东野战军主力也未必能捕捉到战机……
陈毅、邓小平于当日申时回电军委，态度十分明确。
——还是坚持“直出徐蚌线”，还是坚持“打孙元良”：
军委并刘、邓、李：
有三时电奉悉。
一、第一步集结地点建议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由郑州到达上述地区约十天（包括休息一天），明有开进，戌支可另达。
二、我们意见以力求歼击孙元良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来进攻。白崇禧已令黄维向西增援，该敌西进已来不及，只要机会好，能歼孙元良大部更为有利。
三、挺进淮南，非到万分必要以不采取为好，因为该地区狭小、滨湖，山地则缺粮缺水，大兵[团]很难机动，同时对部队情况亦不适合。现在鞋、袜、棉裤、帽子、绑带尚未补齐，财政上毫无准备及辎重不能携带。
四、如果于万分必须渡淮南进，则宜以一个纵队破击蚌埠、南京段，主力攻占定、合、六、寿、风、霍、颖诸县，背靠大别山，并打通淮南，保障后方供应线。总之实行此着，我们很难打到仗，而且可能有较大的消耗。
陈邓
酉有申[3]
后来有行家这样评价陈毅、邓小平当年的这个抉择：富有远见卓识！
笔者认同这个评价，这是恰如其份的。虽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陈毅、邓小平，此间仍然还没有设想或没有明确这一次这一仗就打成“战略决战”的决心，当然更不可能以后来那个“南线大决战”为参照来考虑问题，但以最有效率最能发挥作用的积极行动来“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为未来的“南线大决战”创造条件，促成这个“南线大决战”变成现实，却是他们与统帅部上下同欲高度一致的共识。
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25日申电，以10天行程于11月4日集结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4]”。28日又电：“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5]。
然而毛泽东对“出淮南案”那个“剑指中宫”的作用似乎还是比较留恋和钟情，因而在28日那一电中又出了一个“折衷”的主意：“请考虑到达亳州、涡阳、永城中间地区休息数日后，第一步是否可以分路攻占毫、涡、蒙三城。估计三城占领，淮南即将震动，孙元良、邱清泉两部将被调动，而你们行动目的，是调动孙、邱，主要是调动邱清泉”[6]。
笔者再一次站在“事后臭皮匠”的角度客观而言，毛泽东这个“折衷”折得不怎么样。如此一分兵，淮南倒是有可能“震动”，但对徐州之敌的威胁不大，南京恐怕也“震动”不了，既难起到“出淮南案”那种“剑指中宫”的作用，也会减弱对徐州之敌的直接牵制作用，远不如中野主力全部“直出徐蚌线”所达成的效果来得直接了当！
“两面俱到”的结果，有可能是两面俱不到！
由此也可以想见毛泽东在反复掂量各种方案时的那般紧张和忐忑。
不过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两天后他也把思路理清楚弄明白了——30日，中央军委电告陈、邓：“前电曾要你们攻毫、涡、蒙三城意见不当，请你们一直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徐砀两线相机行动为宜，并争取五、六日到达”[7]。
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最终敲定！中野、华野两大主力联合作战格局，最终敲定：中原野战军东进徐州战场，在求歼徐州以西孙元良或刘汝明所部，及牵制邱清泉、李弥兵团使其不能全力东援的同时，相机将战役发展方向指向徐州以南的徐蚌线，以新的徐蚌作战，配合华东野战军在徐东歼灭黄百韬，形成对徐州侧后两翼的合击，斩断徐州和蚌埠的联系，孤立徐州刘峙集团，从而将整个战役向后来的“大淮海”方向演进。
后来的淮海战役，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格局进行，最终搞定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
从这一计划中的战役态势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淮海战役计划已经从最初的斩断徐州一翼的“小淮海”，改为从两翼合击、孤立徐州，进而求歼刘峙集团的“大淮海”。这是战役策划阶段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从而使战役的计划产生了质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令战役计划产生改变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原野战军的攻郑和东进态势。
而最先提出这一计划改变的，正是毛泽东！
10月31日晨时，在确悉统帅部和陈邓最终确定中原野战军主力将“直出徐蚌线”后，粟裕即电中央军委及陈毅、邓小平，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8]。
同日亥时，陈毅、邓小平也电告军委及华东野战军饶潄石、粟裕、谭震林诸首长：
军委、饶、粟、谭并刘、邓、李：
军委陷电奉悉。饶粟谭俭电今世午看到。
一、我一、三、四等三个纵队刻在太康以北以东地区，明戌东（11月1日）继续东进，予[预]定戌六日集结众城地区，齐夜（11月8日）与华野同时开始进入战斗，九纵随后跟进，齐口到商丘以南。
二、根据华野部署，我们的作战方案有三：
第一方案：如邱兵团仍在砀山地区，孙兵团仍在马牧集以南地区，则我宜照军委电示，以一个纵队直出萧县进迫徐州，以有力一部出黄口东西组成向西防御，右位于邱兵团之右侧，以迟阻邱兵团东援之目的。
第二方案：如邱兵团沿路缩至黄口、徐州之线，孙兵团移至西山、黄口之线，则我以一部协同三广两纵，箝击邱敌一部，其余全部歼灭孙兵团一部或大部。
第三方案：如邱孙两兵团均沿路缩至徐州及其附近，则我只有由西南两面向徐州攻击，以达箝制邱孙之目的。
三、因华野作战计划中，未派队攻击徐蚌段，我们拟以豫皖苏部队担任。
四、无论哪个方案，集结永城均属便利，我们力求实现第二方案，因为不仅可能歼敌一部，也能达到箝制邱敌一部之目的。第一、第三两方案虽都纯是大消耗仗，但我们当动员部队用一切努力，不顾伤亡，达成箝制邱孙两敌之任务。军委有何指示请告。
五、连日部队通过敌占区。
陈邓
酉世亥[9]
看见没有，力争实现“我以一部协同三广两纵，箝击邱敌一部，其余全部歼灭孙兵团一部或大部”的第二方案，而“第一、第三两方案虽都纯是大消耗仗，但我们当动员部队用一切努力，不顾伤亡，达成箝制邱孙两敌之任务”——非常积极，非常有担当的态度啊！
陈邓还提出：“因华野作战计划中未派队攻击徐蚌段，我们拟以豫皖苏部队担任”。[10]
11月1日17时30分，中央军委复电陈毅、邓小平，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并同意由陈邓临机决定所提出的三个备选方案[11]。次日午时，陈毅、邓小平再电中央军委，报告当面敌情并提出根据新的敌情拟定的三个备选新方案：
军委并粟、谭、刘、邓、李：
一、孙元良两个军昨东日到永城.其六九师似已先到宿县，刘汝明有可能放弃商丘，邱清泉可能移至徐州附近。因此，我们原拟之三个方案已不适用，特提出新的方案如下：
甲、如邱兵团仍在砀山、黄口地区，孙兵团已到宿县南北地区，我则以华野三纵及我们一个纵队，割断邱敌与徐州联系，并以主力攻歼邱敌一部（一团一师的歼灭），以吸引孙兵团增援，达到箝制邱孙两兵团之目的。俟孙兵团进到适当地点，如条件许可，亦可考虑先歼孙敌。另以广纵及赵健民部对付刘汝明。执行此方案的好处是能确实抓住邱敌，缺点是敌可自由抽用孙兵团，而我又不利于分兵，一面在陇海路对邱，一面又在津浦路对孙。
乙、如邱兵团已缩到徐州附近，刘汝明在砀山、黄口地区，孙兵团在宿县南北，我则以三广两纵及赵健民部割断徐州与刘汝明联系，并积极由西向东攻击徐州。我以一个纵队以上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并由南向北攻击徐州，主力位于铁路西侧，吸引孙兵团北援所部歼灭之。此方案是可能打到孙兵团，吸住邱兵团一部或大部，且可直接协同东面作战，缺点是可能达不到完全箝制邱敌三个军之目的。
丙、如孙元良两个师仍在永城地区，我则于六（戌鱼）夜直扑该敌，首先打算此着可以歼孙一部或大部，且可吸引邱敌增援，即便邱敌不来增援，我于三四日达成歼灭孙敌后，仍可直攻徐州，一部协同东面作战。此案是否可行，须请早日复示。
二、黄维兵团计时先头可能灰日赶到阜阳、太和，全部集结则在文日左右，对第一仗影响不大，但必须以二、六两纵尾敌东进，军区部队坚决阻滞该敌行动。已电请刘邓李及宋张部署。
三、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四、华野三纵与我们电台还未弄通，请粟谭转令该纵注意勾[沟]通。
陈邓
戌冬午[12]
仍然是积极担当的态度！
该电中“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华野三纵与我们电台还未弄通，请粟谭转令该纵注意勾[沟]通”之内容，被被某位作家发挥成了一个自称“将来会入正史”的“八卦”，笔者将在附文中予以辩析。
至此，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统一指挥关系得以确立。
如今有很多文字都在称道粟总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建议“由陈邓统一指挥”的“高风亮节”，这当然是有理由也值得称道的——粟总的确是一位具有“高风亮节”人格的百战名将。但笔者以为，在作军事学术探讨时似乎不必过份渲染这一点，过份渲染就有“矫情”之嫌。因为无论于情于理，还是于指挥关系、指挥效率和指挥威望而言，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身为中原局领导人的陈毅、邓小平都是当然的指挥者（本来还应有刘伯承，但刘当时正率中野一部在豫西牵制敌华中集团黄维、张淦两兵团，是否会进入徐蚌战场尚取决于敌华中集团援徐兵力之动向），这也是统帅部乃至粟裕本人早在年初就已达成的共识，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亦称外线兵团）在战略上一直就受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或指挥——中央军委甚至一度考虑过将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划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序列，以受华东局节制的山东兵团承继华东野战军名义或冠以华东野战兵团的名义。
而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加入外线作战后，因山东战局尚未搞定，所以迄至济南战役前后，其后勤补给也是靠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冀鲁豫区提供[13]。
中原战区划一之时，中原局对中原战区的指挥中心地位，再次得到了统帅部的确认和强调。粟裕提出“陈邓统一指挥”固然含有“高风亮节”的成份，但更主要的是早在南线布局酝酿和完成之时就由粟总向统帅部提出且表示过衷心拥护的历史渊源，以及两军联合作战大局的客观需要。如果说，此前刘邓对华东野战军的指挥还属于领导或战略上的指导的话，那么这一次两军在同一战场联合作战，刘邓就是当然的战役直接指挥者了！
除非陈邓此前选择的是“出淮南案”——那样两军就不会存在“统一指挥”问题了！
注释
[1]《陈毅、邓小平关于中野主力东进后作战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10月24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76页～第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2]《中央军委关于中野主力出淮南的方案致陈毅、邓小平等电（1948年10月25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78页～第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3]《陈毅、邓小平建议以不出淮南为好致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10月25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4]《中央军委同意中野不出淮南致陈毅、邓小平等电（1948年10月26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5]《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68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组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6]《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68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组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7]《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68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组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8]《粟裕关于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致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10月31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9]《陈毅、邓小平关于钳制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的作战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10月31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91页～第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0]实际上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于此前的10月23日下达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中，已有“豫皖苏应集结独立旅及分区基于团，担任破击津浦之徐（州）蚌段及陇诲徐（州）商（邱）段，以徐蚌段为重点”之部署，但尚未明确为“攻击”任务，陈、邓等有可能尚未得悉这个情况。
[11]《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统一指挥问题致陈毅、邓小平、粟裕等电（1948年11月1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9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2]《陈毅、邓小平关于钳制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的新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11月2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97页～第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3]《重新划分华东野战军及渤海区建制（1947年9月22日）》，《组织沿革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320～第3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东西兵团的指挥和建制等问题（1947年10月15日），《组织沿革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333～第33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