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工程，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这项工程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聂荣臻在1992年撰文指出，以“两弹一星”工程为代表的国防科技，不仅开拓了一个黄金时代，而且培育了一代风流人物。钱学森在1984年说，我们的科技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
毛泽东的英明决策
曾经担任过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的党史研究专家程中原，2005年10月曾到哈佛大学访问。在演讲结束时听众问他如何评价毛泽东，他回答：“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还不会造一辆汽车，而他走的时候，中国不仅有了原子弹、氢弹，而且已经能够准确地回收人造卫星，跨进了太空俱乐部的大门。”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李捷指出，中国现在拥有举世瞩目的核大国、宇航大国的国际地位，而其地位的奠定，归功于毛泽东。
1993年4月，曾经担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李觉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造原子弹没有毛主席的决策绝不行。当然还有老一代的领袖们、科学家们和千千万万的协作单位和工程技术人员等，我只不过是沧海的一粟而已。”
在1945年7月16日波茨坦会议第一天的晚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消息传到了杜鲁门那里。曾在丘吉尔和斯大林面前颇不自在的杜鲁门，因这个消息而有了一种全新的自信心。丘吉尔说：“炸药还有何用？一钱不值。电力又有何用？毫无意义。原子弹是二次基督降临。”这位英国领导人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由此可见，核武器作为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谁拥有这一技术，谁就能占有强国地位。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但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重温毛泽东这段话，可以领悟到两层意思：一是仅仅依靠新式武器是无法改变战争的进程，后来的抗美援朝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新式武器确实具有战略威慑作用，是一个大国强国必不可少的装备。
历史确实是这样发展的。1949年8月，苏联成功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同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就向斯大林说要贝利亚（苏联负责研发原子弹的负责人——笔者注）来中国帮助制造原子弹。但是，由于刚从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至于要不要同时加快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在新中国领导层中间还有不同的认识。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7月，美军参战。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警告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不久以前华莱士（美国前副总统——引者注）给毛主席一封信，他说，愿中国造拖拉机，不要将造拖拉机的力量造了坦克车。实际上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政府对中国多次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并认真制定了详细的核打击计划。在随后的1954-1955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政府不断挥舞核武器，试图以核威慑来迫使中国作出让步。尽管美国的核威胁一次一次归于失败，但毛泽东感到研制核武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出决策：“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值得一提的是，据薄一波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提到我们没有原子弹的问题，还亲自催促薄一波组织人员找铀矿。而谈这个问题时，差不多每一次周恩来都在场。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毛泽东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呦，这是决定命运的。”
毛泽东的决策，引起了那一代科学家的强烈共鸣。“两弹一星”功勋王大珩，其父王应伟是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王应伟曾在给年少的王大珩讲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掠走珍贵天文仪器的悲惨历史时说：“在这个世界上，靠乞求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只有靠自强。人自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国自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的国家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强盛了，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别人眼里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个人。”因此，王大珩在谈到“两弹一星”工程的战略意义时说：“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王大珩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中国两弹一星的光学仪器从何而来”一度是美国光学专家们心中的一个谜。1980年，当美国光学专家从来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光学专家的报告中得知，是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来的时候，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的一位旅美华人光学教授说：“我在美国25年从来没有得到今天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荣誉是长春光机所争得的。”
中国科学家的幸运
“两弹一星”功勋钱三强在回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决策时写道：“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就这样，许多办不到的事情办成了，难以出现的奇迹出现了。”他在回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后毛泽东发出“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时写道：“在正确的决策下，原子能战线上的科学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和工人、解放军，不论男女老少，个个精神抖擞，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科学的伟大事业。”“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在推进“两弹一星”工程中，周恩来总理和负责科技的聂荣臻副总理在领导、组织和指挥方面发挥了极高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将士，全力以赴迎接新的挑战，在为科学家们做好勤务员的同时，努力从外行变成内行，以便更好地履行领导的职责。
1956年10月，新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隆冬季节的一天，聂荣臻来到研究院，首先查看了科研人员的简陋住处，然后才到会议室。他在讲话中感慨地说：“我是带兵打仗出来的，今天毛主席、党中央让我抓国防科研。我常常想：怎么抓啊？后来我想明白一点了，就是老老实实做好人民的勤务员。我聂荣臻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为科学家搞好科研工作的条件，搞好学习和生活条件。”聂荣臻严肃地对在场的五院领导说：“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几十年后，在场的火箭技术专家屠守锷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一幕。他说，当时大家一下子就不觉得冷了。
1957年初，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即后来的九所、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被任命为所长，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当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上将听到李觉说“我不懂原子弹，怎么搞”时，回答道：“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我看还是要靠我们的老传统，过去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就要在研制过程中学习研制，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1958年底，李觉和专家们开始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建设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他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科研人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两弹一星”功勋周光召后来回忆：“当年，我们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大家都住帐篷，一切从头建起。那时没有高压锅，饭也煮不熟。第一座楼房盖成后，让谁住进去呢？李觉将军决定，领导住帐篷，科研人员住新楼。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把帐篷留给自己住，这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李觉同志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动了广大科研人员。我对他十分佩服。平时，李觉的作风就很民主，他爱护、尊重科技人员，十分注意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聚集那么多知名科学家，与有一批像李觉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分不开。”值得一提的是，李觉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第一颗原子弹起爆前最关键、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道工序插接雷管，就是在他手中完成的。
周光召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于1963年秋冬之交，和几位同事来到金银滩进行试验。到达当晚，当看到所有科研人员全部住在有暖气的楼房里，而领导干部都住在帐篷里时，一股热浪涌上他的心头：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能如此重视科研工作，如此爱护科学家呀！他想起自己从童年就渴求知识，无论是在长春读小学，还是在北平读清华；无论是在云南大学教书，还是在英伦岛做博士论文，他都是勤勤恳恳做学问，想成就一番事业。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加入原子能这个集体中，才开始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从教书育人开辟新课题，到核反应堆、核潜艇动力堆工程，再到原子弹。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强国梦的实现。1961年4月，他加入研制原子弹队伍不久，周恩来接见了他和王淦昌、郭永怀。周恩来对彭桓武说：“这一次，调你去研制原子弹，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啊！”彭桓武一辈子都是党外人士，但周恩来的“政治任务”这句话，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党对他政治上的完全信任，激励了他一辈子为强国梦而奋斗。在他70岁那一年的1985年，他作为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主要完成者之一，获得两项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
◆位于北京城北的核能研究所是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一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先后集结进行着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
年轻时在武汉大学物理系就读，1937年入党的刘西尧，也是一位很快从外行变为内行的优秀领导干部。他于1963年调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后，即参与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是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副总指挥 （总指挥为张爱萍上将）。原子弹成功后，在理论设计部氢弹攻关期间，刘西尧经常去听邓稼先、于敏等科学家的讨论。对理论设计部的氢弹攻关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1965年底，刘西尧接到邓稼先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在计算机上已经验证可行，要求立即付诸实施，他当即表示同意。随后制定的实施步骤一一按预定计划顺利完成，为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铺平了道路。后来不少参加过氢弹研制工作的科技人员见到刘西尧时，都说1965年年底的当机立断很重要。美国人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1988年出版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上，写了一句：“在他（指刘西尧──引者注）的领导下，氢弹计划取得了迅速发展。”刘西尧后来回忆：“哪能一接电话就下决心呢！还是毛泽东说得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氢弹研制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快的进展，还是应该归功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专家同志们的努力。”
大协作使科技战线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