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曹征路老师在《当代》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那儿》（又名《英特纳雄那儿》）。作为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这篇小说刚出世就引发了文学界的热烈讨论。
尽管当时某些评论家污蔑这篇小说没“文学性”，给它扣“极左”帽子，但一部分评论家发现了这篇小说的重要价值。有“台湾的鲁迅”之称的著名左翼作家陈映真读完《那儿》后，称“《那儿》的出现和相关的讨论，在少数的文脉中，《那儿》激动人心地、艺术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生活中最抢眼的矛盾，促使人们沈思问题的解答。”大陆的底层文学思潮的大门也在这时被打开。
《那儿》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除此之外，同为底层文学代表作家的刘继明老师也创作出《我们夫妇之间》，《放声歌唱》等优秀中短篇小说，为后来他创作出《人境》《黑与白》两部巨作奠定了基础。
《那儿》以下岗女工杜月梅的苦难引出工会主席朱卫国乃至全厂员工的悲剧命运，深刻揭示了国企改制背景下工人阶级的挣扎与抗争。从刘继明老师提出的“写作三关”，也就是感情关、立场关、语言关来说，《那儿》无疑是一部在情感深度、创作立场和语言表现上都经得起考验的佳作。它既是对无产阶级命运的严峻关注，又是对社会不公的有力控诉，同时以质朴而深刻的语言艺术，将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故事呈现给读者。
曹征路老师在《那儿》里，以深沉的情感书写了国企改制背景下普通工人阶级的苦难与抗争。他不像很多后来的底层文学作品一样一味停留在表面的悲情渲染，更不是用主流的道德评价下岗工人。他通过塑造朱卫国，杜月梅等悲剧形象，深刻揭示了工人阶级被权力资本联合体赤裸裸掠夺的事实。《那儿》无疑是一部立场鲜明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曹征路从工人阶级的视角切入，揭示了国企改制过程中官僚与资本的力量对底层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夺，同时对社会变革中的不公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杜月梅是下岗女工的典型代表，她丈夫早逝，一个人带多病的孩子。下岗后只能靠白天卖奶茶，晚上当站街妓女维生，日子过得紧巴巴。杜月梅的命运并非孤例，而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下岗女工人的缩影。
在《漫长的季节》里，很多下岗女工只能当陪酒女，一边取悦粗俗的暴发户，一边硬着头皮把酒喝完。有一个下岗女工偷偷把酒吐到毛巾，被一暴发户看见了，另一个下岗女工为了解围，只能笑着喝完一整瓶酒。杜月梅和《漫长的季节》里那些被迫做陪酒女的下岗女工象征着工人阶级里“沉默的大多数”，杜月梅个人的苦难是那个时代底层劳动者共同的命运。当主流舆论还在用统治阶级的道德对杜月梅们指指点点时，曹征路老师却能在杜月梅的背后，看到一代人被时代洪流席卷的无奈与悲凉。
朱卫国的形象是对底层工人阶级抗争精神的集中体现。他是一个忠于工作的劳模，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工会主席，他的抗争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国有资产流失，工友权益彻底丧失。
但朱卫国对政府官员抱有幻想。在小说开头，他已经被厂里领导与政府官员欺骗两次，导致工人们白白损失大额财产乃至工作，甚至工厂被白白转变某体制内成员的私有企业（港龙公司）。朱卫国后来去北京上访，结果只换来自己长时间的抑郁。最后朱卫国在杜月梅的影响下试图召集工人用自家房产证换取工人对工厂的控股权，结果工人白白损失房产证，自己却拥有工厂百分之三的股权。
朱卫国拒绝充当权力资本联合体的门面，于是他——
“自己砸死了自己，他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最好的方式。躺在空气锤下，怀里抱着脚踏开关，那一刻我猜他没有犹豫。另外，此前他也过了一把瘾：那台空气锤周围，扔了一地的酒瓶子，还有一堆新打的镰刀和斧头。镰刀有长的短的，带齿的带钩的。斧头有宽的窄的，带改锥带撬爪的。我猜他站在火光里，抿上一口酒，然后丁丁当当敲打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快乐的。因为那才是他真正热爱的一种生活，那才是他身心舒畅灵魂飞升的舞台。”
朱卫国，作为一个一生热爱劳动，心里一直装着工友的劳模，他试图通过合法的手段阻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维护工人的基本生存权，结果一次次被权力资本联合体利用，导致工友逐渐陷入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无家可归的境地，最终以如此惨烈，无畏的死法明志。
小说中的“好狗罗蒂”不仅象征着人性中的良心、忠诚和坚贞，同时也是作为工人的朱卫国精神写照。它的故事也预示了朱卫国的命运。罗蒂对朱卫国一家完全忠诚，但因为杜月梅被迫靠卖淫维持生计，导致她大晚上遇见罗蒂，被罗蒂吓得瘫软在地，使得它不得不被抛弃。后来罗蒂好不容易找到家，但因上访失败而受到巨大精神打击的朱卫国情绪爆发，对罗蒂下手，导致罗蒂选择自杀，头骨彻底碎裂，正如朱卫国自杀时头被撞得粉碎。它与朱卫国最终的结局暗示了底层劳动者在权力资本联合体强大力量下的被人摆布的结局，进一步揭示了在国企改制背景下，权力资本联合体比狗，比一个无自主意识的动物还无情的事实。
此外，“外婆”经常提到的“那儿”这一地名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外婆”经常说“那儿”好，人死了去“那儿”好。“那儿”表面上是她对“英特耐雄耐尔”中“耐尔”的错念，实际上表达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当全厂工人为朱卫国的去世感到悲痛时，“外婆”却平静地认为她儿子是去了“那儿”，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天堂，那是好事。这无形中暗示权力资本联合体让无产阶级处于生不如死的境遇。
曹征路用小说形式讲述国企改制下工人因为对政府官员抱有幻想，最后彻底一无所有，连房产证都没了的故事，真实揭露了国企改制中权力资本联合体与劳动者的对立，以及底层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所遭受的持久重伤。不仅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更彰显了文学的时代担当。
刘继明老师说过：“‘新时代’迄今才十多年的时间，‘新时代文学’不知何时已成为了一个热门课题，不仅理论家们开始为新时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争论不休，而且一套名为《新时代中国文学史》的煌煌巨著也呼之欲出。尽管中国自古就有修史的传统，我还是对当代文学史家们的修史速度之快和调门之高钦佩不已。尤其当我看到‘新时代文学’的研究者中不少人曾是当年‘底层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就更感到惊异了。虽然还没有见到即将隆重面世的新时代文学史，但我确信其中肯定不会有‘底层’的一席之地，正如主流话语中‘无产阶级’早已踪迹难觅一样，尽管现实中穷人并未消失，而且还在随着富人的增长而增长……”
然而，没有“底层”二字的新时代主流文学，并不能被人民群众真正接受。前年官方按照民族主义的标准选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把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典礼搞得很盛大。结果大多数中文系学生到现在不知道有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更不用说广大群众了。在这四十几年，主流文学长期忽视人民，最终也必将被人民长期忽视。
《那儿》作为底层文学思潮实际滥觞的地位从来没有被主流文学界承认过，底层文学思潮早已溃散多年，但《那儿》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学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为被压迫者争取尊严与权利。这正是《那儿》的伟大之处，也是文学的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