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本关于教育的专著，一伙儿朋友传阅。某日，一老兄高兴地说：“老弟，有一个老师对你的书很感兴趣，他想见见你！”我很兴奋，问：“他是怎样看当今中国教育现状的？”朋友嘟囔道：“他说，他对当今教育现状非常不满，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涨工资了……”我无语。
当今中国，很多人看问题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片面不看全面，只看自己不看全局。莫言无论走到哪里，头上都顶着“诺奖”的光环，于艾平在网上发表文章，总喜欢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前缀，似乎要是不加上“作家”二字，世上的人就不知道他啥身份。有人经常在自己的简介上加上“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与莫言、于艾平是一样的味道。
莫言提起伟人时代，总是变换各种花样和手法，抹黑攻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于艾平提起伟人，通常要加上“残暴”之类的形容词，用大部头的作品表达对那场“浩劫”的痛恨和憎恶。今天我就说一说，伟人被泼脏水的底层逻辑。
伟人少小离家，生他养她的父母生病卧床，思儿心切，却不能见到自己的儿子。作为儿子，不能在父母床前尽孝，作为丈夫不能让妻子受到足够的庇护，作为父亲不能让儿子享受天伦之乐，但伟人心里装着的却是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甚至人类的解放：“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环球同此凉热！”
而青年时的莫言，正在编织着谎言：“十岁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照相”、“十五岁以前上学，都是光着屁股，女老师不敢正眼看我”、“冬天，我津津有味地啃食着学校的炭块”、“那个人没有死的时候，我家还没有牛；那个人死后，我家就有了牛”。作家于艾平则正在为在“文革”中死去的父亲撰写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原谅，但不能忘记》。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抓，全军将士义愤填膺，一致要求处死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对于伟人本人来说，杀死妻子、三弟和妹妹的仇人，就在自己手掌心攥着，国恨家仇，杀死蒋介石易如反掌。伟人却以民族大义为重，经过谈判释放了蒋介石，并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中年的莫言却咬牙切齿地抹黑那个时代，仇视伟人：他对着伟人井冈山的遗物，恶狠狠地说“恨不得往他床上撒泡尿”；在小说《生死疲劳》中，塑造一个“善良的地主，被百姓活活打死”；写到八路军的时候，这些英勇的战士却都是“歪嘴斜眼”“歪瓜裂枣”；写到北海道居民他却情意绵绵地夸赞其“勤劳”。
张国焘数次“大清洗”，杀害大量红军将士，后又另立中央，分裂共产党，其罪可谓大矣。伟人不计前嫌，在延安委以重任。1938年，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名，投靠蒋介石。关于张国焘还在延安的妻子的处理，伟人挥挥手说：“愿意走，让她走吧！”
伟人在世的时候，一些人手里攥着“毛主席语录”，一句一个“万岁”。伟人去世后，这些人立刻杀气腾腾，编杂志，写小说，讲故事，哭诉“土地改革”杀死了“慈善家刘文彩”，乱棍打死了“善良的地主”；本来被伟人非常信任的一些“民主人士”，突然声嘶力竭地叫嚷“多党执政”，被划为“右派”，失去了往日威风，伟人去世后就成了“迫害民主人士”的“罪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长津湖战役的突发性和隐蔽性，驻守华东的第九兵团秘密入朝。深受伟人信任的“民主人士”张东荪，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把这个绝密情报交给在北京的美蒋特务，最终致使志愿军将士两万九千多将士牺牲。整个高层震怒，一片喊杀声。伟人却说：“他过去帮过我们，我们对他不杀，不关，养着他吧！”
张东荪父子在“文革”期间，受到了青年学生的冲击，张东荪不思其过，反而对伟人耿耿于怀。八十年代政府为张东荪平反，恢复名誉，一些文人跳出来说，张东荪“叛国案”是个“悲剧”。说的轻松，数万热血青年血染异国他乡，简直就是罪恶滔天，怎么能一个“悲剧”搪塞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伟人以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的眼光，觉察到一个可怕的迹象：这些“革命功臣”进城了，第一件事就是换老婆，第二件事就是追求奢靡的生活，房子要又大又漂亮，出门讲派头，工作中高高在上，和群众拉开距离。
伟人发动的历次运动的本意，就是不让这些曾经的革命功臣变质而已，根本没有个人恩怨，但却遭受了举世无双的抹黑和攻击。
风霜雨雪，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谁也不能，也没有能力去干涉。一场寒流冻死了几个苍蝇，苍蝇的子孙是不是要到天庭去问罪？一场台风过来，横扫几个省区，房倒屋塌，树木连根拔起，人员伤亡甚众，我们去找谁问责？这又该算是谁的“残暴”？
一句话说穿了，伟人给他们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在世的时候，不愿意让中国再回到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不愿让先烈的血白流，想给中华民族摸索出一条永远的国泰民安的治国之道而已。
如果真的按照伟人的思路去做，那些贪污腐败分子还能为所欲为吗？那些欲壑难填的野心家还会如此敲骨吸髓地盘剥劳动者吗？
伟人如果能让有钱人更有钱，让有权的人为所欲为，让莫言们大发横财，稳稳当当地做一个“人上人”，他们还会往老人家身上泼脏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