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为此，1963年毛主席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一．历史背景：

　　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改造“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分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毛主席中央决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许多地方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依然是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做法。

　　二．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浙江省委选择诸暨、萧山、上虞等县作为“社教”试点。枫桥干部群众经集体讨论，决定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同年10月，公安部领导到浙江视察，发现了枫桥区没有捕人的经验，就立即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肯定地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要好好进行总结。 [1]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调查组赶赴枫桥，在调查核实后，主持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其主要精神是捕人少，矛盾

　　不上交，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就地改造成新人。 [1]

　　11月20日，毛主席在公安部递呈的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书面发言稿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22日，他在与有关负责同志口头谈话时指出,“枫桥经验”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群众为什么懂得要这样做；二是证明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 [1]

　　1964年1月，毛主席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同年2月，第13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

　　1971年，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会议以纪要的形式由中共中央转发，再次肯定“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专政的好典型。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半年，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调查报告，以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个典型材料。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长达14个月，调查总结出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成效显著；发案少，治安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等。

　　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得到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首肯。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区给“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枫桥区率先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口号，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打、防、教、管”融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验。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1991年3月21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

　　三．经验形成： 经验渊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枫桥经验主要是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枫桥经验主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

　　1.经验精髓：

　　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灵魂所在。诸暨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全面推广“三上三下”民主议决事制度，打造以“红枫义警”“老杨工作室”为代表的品牌社会组织。 [1]

　　2.精神内核：

　　“‘枫桥经验’走的就是群众路线，靠的是人民，为的是百姓。”时任诸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超英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经久不衰，其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能够传承原初的精神内核，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1]

　　3.工作原则：

　　枫桥干部群众总结出的工作原则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4.突出特点：

　　新时代“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

　　5. 调解体系：

　　（1）社会组织：

　　截至2021年3月，共有各类社会组织4767家，其中仅平安、调解类社会组织就达1000余家，平均每4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人参加社会组织。诸暨还建立了包括13个专业调解机构、742家调解组织、3536名人民调解员的大调解体系；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大调解格局，调解成功率达到97.7%。 [1]

　　（2）取得成效：

　　截至2021年3月，诸暨已连续15年被命名为“平安县市”，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始终保持在96%以上。 [1]

　　五．经验推广：

　　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主持会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在会上就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加强平安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情况发言。

　　2013年10月11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浙江杭州召开。2019年以来，“枫桥经验”陆续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人民谋福利：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特别是首次以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的形式写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代表着“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2024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农村稳定安宁。

　　六．价值意义

　　1. 五个坚持：

　　新时代“枫桥经验”主要内容是在开展社会治理中实行“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坚持“四防并举”，坚持共建共享。

　　人民主体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实现人民的利益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导向。党建引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反映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路径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特质。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路径。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手段。共建共享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工作格局。

　　2.普遍意义：

　　“枫桥经验”虽然诞生在农村，但其强化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不仅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当前，城镇已经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自觉适应基层治理情境变迁，逐步从乡村治理走向城乡治理、从社会治理走向多域治理、从线下治理走向线上线下协同治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3.时代意义：

　　从历史传承看，新时代“枫桥经验”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与“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未雨绸缪、预防在前”的治理理念、“以和为贵、息诉止讼”、“依法治村”的司法理念、“重义轻利、义在利前”的文化基因等相契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

　　参考资料

　　[1] “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光明网 [引用日期2024-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