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来看，水利一直是困扰农民的一大难题，虽然，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大的水利工程，比如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有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隋朝的大运河等等，从先秦以后一直到清朝，也搞了不少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但历史上的水利工程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治理河流避免水患，二是为了交通运输。虽然，也对农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状况。

　　据史料记载，唐代至清代1300多年间，长江流域共发生洪灾223次，其中唐代水灾16次，平均每18年发生一次。宋、元代79次，平均每5.2年一次，明清时期发生128次，平均每4.2年一次，从清代到建国前，基本是平均每5年左右发生一次较大的洪灾。

　　据李约瑟统计，在过去的2100年间，中国共发生有1300多次大洪灾，大部分在中国的北方。

　　民国时期，因为水利问题，1920年，北方大旱，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遭受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灾民2000多万，死亡50多万人。

　　1929年，陕西大旱，80％的县受灾，死亡加逃亡人数达300多万人。

　　1942年—1943年，中原大旱，仅河南一省饿死病死达300多万人。

　　再如河南林县，历史上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据史料记载：从明朝正统元年（即1436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共有514个春秋，林县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30多次，有时大旱连年，河干井涸，庄稼颗粒无收。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干旱到“人相食”，在514年里就有人相食5次。

　　中国农村，历史上就一直是靠天吃饭，因此，中国农村也就一直有着拜神求雨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这就是说人们无法抗拒自然现象，只好将它寄托于神灵的护佑。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明确指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从一建立时起，就非常重视水利工程建设，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都把水利建设放在农业建设的重要位置上。特别是人民公社集体化以后，水利建设创造了中国历史以来黄金时代。

　　据有关资料，新中国成立之前，大中小型水库只有1223座，总库容量大约为200亿立方米左右，到1970年代末，全国总计新建水库8.4万多座，总库容量为4200亿立方米。其中1957年前建设1079座，年均135座。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新建8.33万座，年均4230座。占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水库的98％。平均水库建设速度是小农经济时期的34倍。这不能不说是集体化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产生出来的成果。

　　纵观历史以来的小农经济时期，没有哪一个时代在水利工程建设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治水几千年，所有功业加起来也抵不上这20几年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然而，有人却硬是要否定这一铁的事实。近来刷到一个“史海趣闻”的网民，他却要否定集体化与水利建设的成就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大集体和水利建设成就”的观点是“逻辑错误”。

　　事实已经证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水利建设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大集体时的20多年的水利建设速度更是小农经济时期的30多倍，这就已经说明集体力量与水利建设速度的密切联系，怎么又是“逻辑错误”了呢？也不知这位“史海趣闻”的逻辑是一种什么逻辑？

　　新中国刚建立后的前几十年里，国家还在依靠农业支援工业，也就是说工业还在发展起步阶段，农村生产力还仍然是处于传统的手工劳动时期，农民进行水利工程建设都完全是靠肩挑背扛，不同于现在机械化程度提高了以后的今天。所以，在那种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能够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建设起那么多的水利工程，这无疑靠人多力量大，靠集中力量才能办成大事，这是一种明摆着的逻辑关系，怎么又成了“逻辑错误”？如果说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今天这样的机械化水平，不需要肩挑背扛，人家硬说“没有大集体就没有水利建设成就”，你说是“逻辑错误”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当时的现实是依靠集体力量才取得的水利建设成就，这样的人明显就是要否定集体力量的作用的强盗逻辑。

　　说到新中国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建设，不禁联想到近些年，媒体关于水利设施问题的一些报道。

　　诸多媒体在报道旱灾的时候，都是伴随关键词“水利”出现的，同时，还有几个派生的关键词——“老化”、“隐忧”、“建设滞后”等等。所谓“老化”就说明曾经“降生”，曾经“年轻”过，而在诸多报道中，那个“降生”、“年轻”的标志性年代就是50—70年代。

　　如《东方早报》发表旅美华人徐开彬的文章，“从大旱灾反思农业水利建设的欠账”，文中表述：“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不仅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云南省普洱市龙潭乡黄草坝村……在当地一座小型水库，“你看这个坝已经塌陷了。他们已经做过处理，用木桩固定住，但还是往下陷。58年修的这座坝，像这样的水库是从来不敢蓄满水的。”在整个普洱市，213座小二型水库有177座是病险水库，比例超过八成。往年虽然水库不能蓄满，也能基本保证度过旱季，但今年情况特殊，干旱持续时间长，水利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新华网》报道：遵义市是贵州省水利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水利设施缺乏、老化和损坏严重的矛盾不断积累，造成严重工程性缺水难题。……遵义市水利局局长说，数万座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多数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设备老化、功能衰退。

　　《羊城晚报》报道说：广大农村的水利工程多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前，“吃毛主席的老本……”。一句“吃毛主席的老本”把一部当代中国农田水利的兴衰史概括无余。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徐海亮说过，毛主席时代的水利规模与成就，是“中国几千年水利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建设，不仅修建了八万多座水库，还修建了总延长300多万公里的人工河渠，16.5万公里的各类堤防，基本解决了农业旱涝保收的问题，还整治了长江、黄河、海河、淮河、辽河、珠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基本消除了大江大河存在的千年隐患。同时，还很好地解决了城市的用水问题。

　　以重灾区贵阳为例，至今市区供水尚未见严重影响的报道。有篇报道说，之前严重干旱的贵州毕节市民“因干旱缺水到贵阳洗澡。”

　　支撑贵阳市区的生产生活用水的水源，是当地人说的“两湖一库”，即百花湖、红枫湖、阿哈水库。

　　红枫湖是1958年修建猫跳河梯级电站第一级红枫电站形成的人工湖，水域面积57.2平方公里，是贵阳第一大人工湖。1988年，红枫湖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区。

　　百花湖，是1960年修建猫跳梯级电站第二级百花电站形成的人工湖，百花湖面积13.5平方公里，蓄水1.3亿立方米。1966年百花电站竣工发电。

　　阿哈水库，1958年设计，同年8月动工，1960年6月第一期工程竣工，是以城市供水和防洪为主的中型水库。

　　至于红旗渠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当时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水利工程建设。红旗渠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作出“引漳入林”的工程决定，1960年2月引水工程正式开工。1969年完工 历时10年，。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方达2225万立方米。总干渠长70.6公里（从山西石城镇至河南任村镇），据有关专家计算，如把土石方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以纵贯南北绕行北京、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任何小农经济想都不敢想象的巨大工程。而且，这样的巨大工程在开工时又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又缺钱缺物资技术的情况下，林县人民却创造了红旗渠这样的惊人奇迹。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林县人民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靠的是有“林县55万人民”；靠的是“重新安排林县大好河山”的决心和勇气；更是靠集体主义的智慧和力量

　　外媒评价红旗渠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的成功修建，正是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巨大优势。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伟大精神以及战天斗地的伟大创造力。

　　总之，上述例举的全部水利工程建设，其时间节点是1958、1960、1966、1969年，这时期正是人民公社集体化的时期。说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成就是集体化的成就，怎么到了“史海趣闻”嘴里成了“逻辑错误”？这只能说明这个人要么是逻辑混乱，要么就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