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相信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众说纷纭，这里我也尝试给出我自己的见解。无疑，在如今，左翼运动低迷，社会风气普遍右转，意识形态纷乱错杂，我们处在历史的交汇处——处在新旧的斗争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出于很多原因，我在《论生产力》中没讲清楚一些问题，下面我附下一段引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在我们国家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它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它还有不完善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视作“黄色的对数”（这是沿用的马克思的比喻）并加以驳斥，在我看来，这种提法极其容易把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本质忽视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列宁的那句话——“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改革了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以适应、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哪里有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呢？”
我认为，大家所犯的问题不是什么理论延伸扩展上的问题，修正主义的问题也往往不在这，而是根本问题。我们往往会忽视掉历史辩证法，将生产力水平视作一种阶段化的发展。而恰恰忽视了毛主席关于“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强有力的论述。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见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谈话）”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见《论联合政府》）”
不过，当下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无论是南斯拉夫的市场化改革以至于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制度，还是说苏联逐步推行的市场化改革、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甚至包括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至于我们甚至潜移默化地忽视掉了事实上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优先性”，更有甚者否决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先进性。
这里浅浅说一下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以苏联为例，在勃列日涅夫的治理下，苏联的食品、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物资经常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居民需要排队购买（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候虽然是保留了计划经济，但是显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减少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以利润为中心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实行工业品批发价格的全面改革；加强银行信贷的作用。这种对地方上的放权根本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所做的准备。
商品经济显然是改革的重心之一，但且不说商品交换当中的广泛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单单是价值规律就足以腐蚀人们的心智，趋使人们在意识形态上转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行动上表现为新资产阶级，虽然说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应该是“承认并限制”，但是在事实上，受这些东西影响，如果我们不坚持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资产阶级法权被扩大化，这就必然会使资产阶级上台篡夺领导权。
例如，赫鲁晓夫曾在其执政期间在经济上推行物质刺激，这就会导致政治挂帅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缺失，但是显然“政治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物质刺激的作用下，无产阶级逐渐对阶级斗争感到麻木，对于马克思主义感到一种陌生，并且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宣称苏联共产党为“全民党”，模糊阶级矛盾，这就使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在事实上掩盖了苏联客观存在的官僚买办阶级。“社会主义不存在阶级”，这个表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苏修叛徒集团对自我的宣称当中变成了掩盖资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工具。一句话，在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无论是“三和两全”的推行，还是苏修逐渐的经济凋敝，抑或是日后对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动刀子的行为，都证实了苏修已然变成了披着红色外皮的沙俄。
既然说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么落实问题如何解决？同时，为什么计划经济会产生官僚主义？为什么又会成为所谓“低效”的代名词？落实问题就完全取决于领导权的落实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会如此强调“政治挂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挂帅，是为了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和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在生产上，坚持政治挂帅显然是为了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干扰，调动积极性，其次，在政治挂帅之下，生产的盲目性得以被克服，克服盲目性，这不仅是中央计划统一调配的问题，这还是地方上，基层上的直接生产者的问题。
——两种“继续革命”
“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矛盾论》
第一种是我们熟悉的上层建筑领域，“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语）”在建设的过程当中，破除法权思想，坚持政治挂帅，有助于认清斗争形势，戳穿反动分子的野心，激发社会主义积极性。
不仅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上存在继续革命，对下，在生产领域上也存在着继续革命，也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前文已经把根本逻辑说的很清楚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当然，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上，一方面的利用固然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足，我们需要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前提条件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的限制自然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命题，而是说，当资产阶级借尸还魂，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人民就注定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也可见我在《论生产力》中的论述）
空口无凭，这里我给出数据作为支撑：
“从1964年到1974年，我国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社会发展史讲话》
如果强调“物质基础”，那么我们就讲讲物质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是旧的生产关系，是“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比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果抛弃了资产阶级法权，生产力将进一步获得解放，但只是我们暂时无法做到而已。在另一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所需的物质基础跟我们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是一样的，是我们手里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就是我给出的物质基础的回答。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当下情况不同。
·技术议题
——AI会替代人类吗？
与其说是人工智能，不如说是“人类智能”。
且不说自动化的部署是否是为了完成整个工作流程，不如说AI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工作流程中的部分过程，于是正因这种“部分”的客观存在，人机的结合才更加泛化，换句话说，自动化与其说是消除整个劳动过程，不如说是消除劳动过程的“部分任务”。在此方面上，客观上来讲，由于资本主义普遍的劳动分工，也就是劳动总过程的拆分所带来的片面化的“异化劳动”（这里是指手工业劳动中的由个人完成的整体劳动过程，转到工业大生产的“切割”了的劳动过程）的从事者属实会被丢到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当中，于是“微工作”的从事者便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AI的“创造”无疑是一种荒诞的编造，因为且不说信息整合当中广泛的“微工作”，更何况AI所整合的信息本身就是人所缔造的信息，AI所承担的角色不是思考，而是整合与建构，如果这就是一种“创造”我可以承认，但其本质是基于人所拥有的当下的创造，而不是一种突破与创新，正如机器的产生只是为了量产一样，钳工的存在也不会因为机器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完全消解，AI的应用也不会消除人类的创造进程。
——“无用阶级”背后的意识形态“眼盲”
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因为机械化自动化的浪潮发生而彻底消失，无论如何，死劳动（机器）对活劳动的排挤仍然无法掩盖事实上的剥削的客观存在，并且如果真的“无用”了，消费产品的相对过剩产生，经济危机也就会伴随着产品的过剩而就此引爆。那么资本主义将由其得意的“异化劳动”（死劳动排挤活劳动）亲手送进坟墓，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存在一直都是刺向私有制的无情利刃。
这是社会关系上的“眼盲”，再者，如果剩余价值无法产生，那么商品在市场上的抛售不过只是利用价格和价值的不对等性来“抢钱”而已，如果如此，新自由主义者们所幻想的公平也会就此完全破裂，垄断就此产生并且被放大化。当然在垄断之后，则是更加疯狂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摇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