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日，笔者阅读了程美东写的《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发现此文错误解读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并刻意掩盖了大量不利于此文所持观点的真实资料，从而得出了否定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项英严重错误的批判、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严重错误完全翻案的错误结论。

　　笔者仔细阅读完此文之后，决定以大量全面、真实的历史资料，来呈现相对完整的历史真相，批判程美东关于皖南事变问题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一、项英不彻底理解和贯彻中央1940年1月19日指示，导致新四军军部失去了向北发展的第一次战略时机

　　程美东认为：“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指出：‘新四军是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决定’‘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哪一条路到那时才能决定。’这类安排非但不能促使项英决定北移，反面会使他对北移更加慎重。尽管中央的精神是好的、对形势的分析也很正确，但问题在于，两条退路的战略不能不给项英以逗留江南的余地。项英此后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是在中央指示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违背了中央的指示。” （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但是，真实历史真如程美东所说吗？

　　请看1940年1月19日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王稼祥选集》，第308、310页。）可见，中共中央更侧重于强调向北发展，并强调了在皖南发展比较困难。按照王稼祥起草的中央总体指示精神，项英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向北发展，而不是“慎重”的原地踏步。

　　至于程美东文提到的“两条退路”，根本不是中央要求项英“原地踏步”的证据。举个类似的例子，1948年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说：“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文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可见，毛泽东给了他们两个作战方向，但是侧重于强调了封闭蒋介石匪军在东北各个歼灭的重要性。《大决战》电影中，罗荣桓特意和林彪说，虽然军委给了他们充分考虑空间，但是军委的主要意图还是希望他们南下作战。罗荣桓的话，这才是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正确理解。同样的道理，中央虽然给项英强调了“两条退路”，但是重点强调的是向皖北、苏北发展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和辽沈战役前夕毛泽东战略指示是同一个道理。如果项英严格、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就应该像罗荣桓重点强调南下一样，也将重点工作放在北上，而非“慎重”的畏缩不前。

　　对王稼祥起草的中央1月19日指示的执行不力，使项英失去了第一次指挥新四军北移的时机。这次中央虽然没有下死命令，但是侧重强调了北上战略的重要性，当时指挥新四军的如果不是项英，而是罗荣桓或其他真正坚决执行党的政治军事路线的指挥员，一定比较早的决定向北发展了。

　　二、项英不执行中央1月29日指示，导致新四军军部失去第二次北上时机

　　为了催促新四军重点将战略方向放到北上方面，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完全明确了新四军的行动方向。如果项英在这时严格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办，就会早早率领新四军脱离困境。这样的话，哪里还会有后来的“皖南事变”？如果项英在两个月前的1月29日开始严格执行北上方针，哪里会有3月29日陷入敌军严重威胁的被动局面呢？

　　程美东绕开中央1月29日指示不提，直接说：“3月29日，中共中央指出：‘顽方有可能利用优势兵力向新四军东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中央此时还没有决定新四军北移。”（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实际上，正是因为项英畏缩不前，导致新四军陷入了国民党军队的三面包围、北移的困难相对于1月29日大大增加，所以在有了3月29日中央说的“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这句话。要知道，当时的新四军军部，已经是“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毛泽东传》：《第24章、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从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催新四军军部南下到3月29日新四军陷入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项英失去了第二次指挥新四军部队北上的时机。如果1月29日以后项英果断率领新四军北上，3月29日的电报就不会存在了。

　　三、项英不执行中央4月26日指示，使新四军军部丧失了第三次北上的战略时机

　　当时中共中央远离前线，就怕脱离战场时机，所以并不愿意给项英下死命令。但是，中央时时刻刻向他们提出北上的建议、时时刻刻向他们表达倾向于北上的战略意见。4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项英电指出：“关于江南、皖南部队应如何适当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叶、张两团(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1支队原第6团和张道庸(陶勇)领导的新四军第2支队原第4团。)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这里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央不会强迫你们，但是中央还是觉得你们想尽一切办法向北发展更为有利。

　　之后，4月26日，经过周密的调查和对新形势的正确判断，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武装斗争中的自卫原则，并不是要限制自己发展而是要放手发展，在放手发展中，如遇顽固派阻碍及进攻，则我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苏南比皖南靠北，可见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强烈催促新四军北上、打到敌占区后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但是，由于项英对蒋介石集团抱有幻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畏惧，根本不敢率领新四军打入敌后。程美东给项英找借口的时候说：“此时芜湖一带的日军5000余人突然进攻皖南 历时数十天。此突发事件大大影响了项英执行中央的指示。”（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五千日军就能有这么大作用？请问程美东，蒋介石四十万大军包围中央红军的时候，影响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了吗？蒋介石25万大军跟追，影响毛泽东指挥仅仅2.6万军队在陕北打仗打圈了吗？蒋介石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掌握的军队已经有了大量美式和德式装备，论武器比日军还要强。九千新四军灵活机动避实击虚打入敌后，还怕仅仅五千日军？更要注意，八路军在日本数十万大军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更困难的条件下，就按着毛泽东的指示——“敌进我进”，打入了敌后，项英有什么理由不带着新四军军部克服已经小了很多的困难而打入敌后呢？

　　项英不执行4月26日中央正确指示，导致新四军军部失去了第三次向北转移的时机。如果项英能像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黄克诚、陈毅一样，面对日军大举向前进攻也迅速挺进敌后，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皖南事变”。

　　四、项英不执行“五四指示”，导致新四军军部失去了第四次战略转移时机

　　为了纠正项英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940年5月4日起草了著名的“五四指示”。毛泽东指出：“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云，新四空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冬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远离蒋介石、打到日占区、在日占区开展农村包围城市、发展军队并建立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对项英长期不远离国民党、长期在蒋占区徘徊不前的严重错误的一次严厉批评。

　　关于发展的具体方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谁看了这一指示，不会发出“毛泽东太厉害！”的感概呢？毋庸置疑，毛泽东告诉新四军军部的主要战略方向就是敌后、就是远离蒋介石地盘的日占区。如果项英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指示打入敌后，心思将军哪里会有在蒋占区附近遭遇皖南事变的悲惨结局？

　　程美东给项英不严格执行五四指示找的理由是什么呢？程美东说：“5月4日，中央又电示新四军：‘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又强调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后‘惟请注意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可当时‘皖南新四军只有3个团，同时有一个团必须担负第三战区指定的繁昌前线的战斗任务’兵力不足，使之难以兼顾两方面的斗争任务。”（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程美东这里有一个严重的史料运用错误。中央书记处是“5月5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发的这封电报，而不是5月4日。而且，程美东刻意掩盖了中央书记处这封电报的主要内容。中央在这封电报表示：“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中央的主要战略意图，就是新四军主力向北转移。毛泽东在《矛盾论》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当时新四军的主要矛盾就是向北发展、打入敌后、对日作战，即使两边难以兼顾，项英也应该以照顾北上这一方针为主。真正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指示的话，项英就应该将北上放在中心任务的地位，即使“南部坚持”难以充分兼顾，也要先完成好北上的任务。然而，项英并没有严格贯彻中央的指示、将新四军军部主力带到长江以北，而是继续左思右想、犹豫不前，使新四军军部及其率领的主力丧失了第四次北上的战略时机。

　　令人不理解的是，程美东认为：“5月28、29日，项英向中央报告了军部转移的部署：军部先率两个团移苏南，直属队伍陆续行动。但在国共两党举行的上饶谈判中，国民党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南移，意在一网打尽，我方自然不能签应。谈判陷于僵局。于是，中央派周恩来到重庆和国民党再次谈判。而新四军东移苏南的计划也就自然搁浅了。”（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这个论述非常站不住脚。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从皖南向苏南转移是北移，国民党要求新四军军部南移。不听国民党的话、不南移，怎么就影响新四军往北移了？我方和敌方谈判陷入僵局，和新四军东移苏南的计划搁浅与否毫无关系。“五四指示”之中，毛泽东早就告诉新四军军部——不要管国民党同意不同意，必须迅速打入敌后发展革命力量。毋庸置疑，项英的摇摆不前就是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的战略指示的违背。如果项英严格按照毛泽东“五四指示”和他的这个5月28、29日“部署”，不顾蒋介石集团同意与否而迅速转移，根本不会有所谓的“皖南事变”。

　　由于项英不执行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的“五四指示”、“五五指示”，并在5月28、29日做了北移部署之后不认真执行这一部署、不敢不顾蒋介石匪军反对而迅速出其不意打入日军后方，新四军军部失去了第四次向北转移的战略时机。

　　五、项英对中央军委7月12日指示的不执行，使新四军军部丧失了第五次转移时机

　　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于这一电报，程文也选择性的掩盖了。项英根本没有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导致新四军军部继续徘徊在皖南地区。如果项英一个月前严格按照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而坚决北移，怎么可能会在8月12日还一动不动？

　　程美东说：“8月12日，中央在《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通报》中就国共之间关系问题指出：‘目前仍是拖的局面’。既然是‘拖’，皖南新四军又何必急急忙忙地转移呢？”(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程美东不仅掩盖了中央通报的全文，而且歪曲解读了中央通报。还要注意完整阅读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全文中提到：“国方要求划区，以八路新四开旧黄河北岸与友军分处，我方原则同意划区，但必须实现”“八路新四正规军之足够的战区(华北五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通报》）可见，中央不仅继续坚持以北上为主要战略方向，而且非常慎重的将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的范围划定在了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毋庸置疑，北上仍然是中央的战略方针。但是，程文完全掩盖了这个。中央还指出：“二、国民党在国际局势激变后，已发生抗战与投降两派斗争，前者是主张亲苏合共及政治改良，后者则主张反苏剿共及政治倒退，近卫登台前,英美派有与亲日派协商投降的危险，近卫登台后，英美派亦不得不被迫而倾向抗战派的主张,但仍未脱离对苏疑虑对共压制,对改良踌躇的动摇,故亲苏合共与政治改良的方向虽有了,但实现仍须时目,目前仍是拖的局面,并也未失去坏转的可能。”（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可见，中央说的“拖的局面”，完全指的是国共关系，也就是说国共关系有恶化的可能，但是目前国共关系还没有破裂、呈现的是拖延破裂的局面。可见，中央只是在讲国共关系方面的“拖”，而不是新四军的北上行军要“拖”。抗战胜利前夕，中共抢占东北的时候，国共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毛泽东同样尽可能确定了拖延国共战争的方针，但是拖延国共决裂不等于拖延我军在敌后的发展以及拖延我军抢占东北的战略变为现实的进程。毋庸置疑，程美东篡改了中央的意图，将国共关系拖延歪曲为“北上行军拖延”。尽可能拖延国共关系破裂和拖延北上毫无关系，如果拖延新四军北上有利于拖延国共破裂的话，为什么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传》：《第24章、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导致国共破裂呢？

　　总之，由于项英没有认真贯彻中央7月12日方针，导致新四军第五次失去了向北转移的机会。中央8月12日通报中讲的“目前仍然是拖的局面”指的是国共关系还没到破裂的地步、还属于拖着的状态，而不是要求新四军拖延北上，根本没有对阻碍新四军北上造成影响，而程美东不仅没有完整引用中央的指示，还歪曲解读了中央的指示。

　　六、项英违背中央军委9月19日正确指示，导致新四军军部失去了第六次向北转移的战略时机

　　在讲9月19日指示之前，先讲一讲“95指示”。程美东的文中提到：“9月5日，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对新四军北开

　　中央在1940年9月5日给周恩来的完整电报如下：“目前时局甚为紧急，我党应有保卫重庆、保卫西南和西北的积极主张。在政治上。应继续要求动员民众，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等；在军事上，应提出八路军以三分之一开赴湖北担负保卫重庆的任务。新四军不能北移。此不仅是抵制蒋介石对我之压迫，而主要是认真挽救国家之危亡的主张。”（《周恩来年谱》1940年，42岁。）可见，当时中央决定新四军不向北转移，是应对当时时局紧张的严重局面，是根据中日矛盾实际情况提出的有利于我中共占据民族斗争的政治主动的正确战略。当时，即使中央出于政治考虑而决定新四军暂时不北移，也为了预防新四军被蒋介石部队偷袭而指示他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是尽可能在占据政治主动的同时保证损失的最小化。

　　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加剧了对中共军队的压力，“据西安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三个师，准备东进援韩，有渡淮河向碍山前进讯。桂军攻皖东者除一三八师及李本一部共七个团外，又增加一七二师，汤恩伯大概是总预备队，现派三个团组成三个侦察支队，下月初向豫东皖西之太和、阜阳、潢城前进,主力在豫西整训,准备东进,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蒋桂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致彭德怀等》）中央军委决定：“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蒋桂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致彭德怀等》）这一电文，也被程美东的文章选择性的掩盖了。可见，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一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方针、做出最符合不同时期实际情况的战略决策。但是，项英对中央军委的9月19日指示拒不执行，导致了新四军军部失去了第六次北上的战略时机。

　　七、项英连续拒绝执行中央10月8日指示和10月12日指示，使新四军军部失去了第七次向北转移的战略时机

　　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指出：“蒋介石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第三支队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军委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蒋介石都要派兵打过来了，你们抓紧时间向别处转移、抓紧时间向东北方向发展，别再拖延了！这两封电报，也被程美东选择性的掩盖了。

　　由于项英拒绝执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导致皖南新四军军部失去了第七次向北转移的战略时机。程美东文中说：“‘皓’电是1940年10月19日发的，我方复电（佳）是在11月9日公布的，新四军军部则是于次年1月4日从云岭出发的。”（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但是，如果新四军军部在10月8日甚至之前的1月29日、4月26日、5月4日、7月12日、9月19日严格执行中央军委指示，还需要国民党的何应钦、白崇禧发“‘皓’电”催促新四军军部离开吗？毋庸置疑，项英对中央军委10月8日、12日连续指示的不执行，使新四军丧失了第七次战略转移时机。

　　八、项英七次放弃率军北上的严重后果——皖南新四军陷入了国民党军队愈加严重的威胁局面，导致新四军在军事上迅速突围几乎已无可能

　　程美东文章说：“中共中央直至11月1日才给项发了指示 ，其中说：‘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则只好留皖南，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但是我们根据前文已知，中央至少有7次提醒叶挺、项英北上，但是项英就是拒不执行，这些都被程美东掩盖了。

　　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指出：“(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要求叶挺先到江北指挥新四军大部队，坚持以江北为主要的战略方向；也可见，中央要求项英必须选择向苏南、江北行动的转移方针。但是，国民党兵力对新四军威胁逐渐加强、导致新四军北移越来越困难，甚至“直过皖北已无可能”。军事角度来看，项英多次违反中央正确指示，已经彻底丧失了率领新四军军部北移的时机。

　　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于皖南新四军已经形成了重兵合围的局面，皖南新四军迅速巧妙突围已经在军事上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改用政治上的方法争取促成国共关系缓和、促成新四军北上。1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中共中央的意思很清楚——政治上，我们准备通过和国民党的谈判争取缓和国共矛盾，尽可能救你们北上。

　　九、项英主动放弃了中共中央给新四军争取到的安全转移时间，导致新四军军部失去了第八次安全转移的战略时机

　　为了挽救由于项英不执行中央指示导致被国民党军队全面包围、军事上彻底失去了迅速北上时机的新四军，为了实现新四军北上的战略目标，毛泽东于11月5日致电周恩来，“要周恩来令李克农向国民党方面表示，为避免内战、顾全大局计，新四军准备遵令北开，但在未渡江以前尚有许多事要办，桂林办事处尚须保留。待北开后，办事处亦遵令撤退。并要周恩来也向何应钦、白崇禧及各方作上述表示。还指出，桂林办事处内部应实际准备撤退，以免受损失。”（《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毛泽东为挽救新四军尽心竭力。1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电，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至长江以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经过一系列较量，蒋介石决定，如12月31日之前，“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通过复杂、激烈的国共谈判，中共中央为新四军争取到了12月31日的北上时间。

　　12月9日之前，坚持“下棋看三步”的毛泽东就紧锣密鼓的开始指示新四军快速北移。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你们也提前做好北上准备有备才能无患。11月15日，毛泽东指出：“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致电叶挺和项英，第一次强调“(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次强调“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催促项英北上，是坚持不懈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程美东解释说：“此外，中央在1940年11月21日的电报中要求叶、项：‘你们可以拖一月至两个月，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既然须‘认真准备’，就不能不需要时间。”（《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是，程美东刻意掩盖了中央后来在24日讲的“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不可否认，中央缺失在11月21日设想过让他们拖一段时间。但是，到了24日，中央根据国共谈判新形势，迅速调整了方针，要求他们必须二十天内（也就是在12月14日之前）做好准备、十二月底开动完毕。“认真准备”不是没有时间限制，而程美东掩盖了时间限制。

　　11月27日，叶挺、项英“说经他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新四军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指出：“(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路线选择方面的困难可以理解，这个暂且算新四军军部考虑有一定道理。但是，令人震惊的是，项英竟然说一套做一套，在选择路线完成之后，还通过各种其他工作，尽最大限度的在拖延北上的时间。

　　项英在做什么？程美东解释说：“第一阶段，宣布进军敌后。因为如果说被迫撤离 必然使人们对北移持消极态度；第二阶段，宣布‘东进抗敌’，激发广大指战员对部队转移的热情，鼓舞士气；第三阶段，即等到了苏南后，才宣布北移。这样一来，广大指战员就不会为北移感到震惊和茫然。营级干部会议后，对军直属队、三支、老一团、新一团及各机关一万人左右均实行了宣传动员；对于战士下发军政治部编印的《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对于党员下发《统一战线问题研究大纲》；军部的《抗敌报》不断发表文章，解答各个单位提出的对于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的疑问。”（程美东：《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程美东认为这些工作完全必要。笔者真的难以理解——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都快全军覆没了，但凡一个对自己的战士负责人的指挥员，哪还有闲情雅致像《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三次大笑一样“维护士气”？就应该迅速撤退，一分一秒不要停留，保存实力要紧！土城之战、鲁班场之战的时候，国民党四十万大军合围，毛泽东难不成也应该决定长期不撤退、给红军做“维护士气”的工作？毛泽东果断决定撤退，一分一秒不停留！宣传东进抗敌、对战士宣传真的“有必要”，项英早做什么去了？真的严格贯彻中央之前的指示，这个工作，项英已经至少应该做了七次了，还用得着最危险的时候做？即使非要做，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样，等到了大别山再做思想动员工作，不行吗？程美东无非是在帮项英拖延时间找理由。

　　由于项英拖延时间做各种“工作”，新四军军部失去了中共中央通过国共谈判争取过来的到12月底的转移时间，皖南新四军彻底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十、翻案不得人心——项英不仅以他的错误导致新四军陷入了灾难，还在新四军陷入灾难的时候临阵脱逃

　　12月14日，中央规定的二十天期限已到。为了催促项英北上，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毛泽东指出：“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小姚，即饶漱石。)负责指挥。”（《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时，为了让新四军顺利在规定时间内北上，毛泽东在12月15日致电中共南方局、东南局：“应分别向顾祝同、何应钦及参政会特种委员会提出，江北苏、皖、鄂三省已在大举进攻新四军，皖南、苏南之新四军军部及其三个支队亦已被中央军重重包围有准备攻击讯，请其制止江北之进攻，撤退皖南、苏南之包围。”（《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19日再次催促迟迟不北上的叶挺和项英：“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现在就行动起来，最好两星期内解决——这就是中央的态度。两星期渡完内就是1940年1月1日之前渡完，就是12月底渡完。为了让项英快一些率领新四军北上，党中央已经极尽所能。

　　1940年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47岁生日。这一天，就因为项英对中央正确指示的屡次违抗，老人家连生日都没过好！这天，毛泽东致电项英，以严厉语气讲道：“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中央早就告诉了你们打入敌后、远离国民党、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发展革命队伍的正确战略方针，你们偏偏不执行，现在北上还拖拖拉拉，你们怪得了谁？中央已经极尽所能！

　　直到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才率领新四军北上。这时，已经超出了国民党的威胁期限。于是，蒋介石爪牙开始对皖南新四军进行残酷杀戮。令人气愤的是，当新四军陷入围攻的时候，项英、袁国平竟然擅自逃跑、脱离了大部队！于是，“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撒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月10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接希夷、小姚九日来电，说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定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二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项英临阵脱逃，如何面对牺牲的新四军烈士？他这套表现，和完全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用自己做诱饵吸引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从而为全国其他各大战区缓解压力的毛泽东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最终，“项英等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凭他项英擅自脱离大部队逃跑，他的个人品质就可见一斑。皖南事变，七千新四军牺牲，唯独傅秋涛率领两千多新四军突出了蒋介石匪军的残酷围攻。1955年授衔中，傅秋涛被评为上将。

　　小结：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项英八次违反中央正确指示，导致新四军彻底失去了北上的时机。最终，新四军的北上甚至超出了蒋介石匪军规定的12月31日，以至于遭到蒋介石匪军的残酷杀戮。在新四军广大战士遭到残酷杀害的时候，项英临阵脱逃！

　　程美东给项英这样一个被敌人包围之后临阵脱逃的人、一辈子从来都反对正确路线以至于多次祸害中国革命的人、导致7000新四军牺牲的人翻案，究竟是何居心呢？